朱永嘉口述历史：上海写作组被封存的记忆

【口述者简介：朱永嘉，1931年10月，江苏无锡人，2023年1月辞世。早年，他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求学，师从陈守实、谭其骧、周予同等著名学者，长期致力于秦汉史、三国史及明史的研究。朱先生早年曾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六十年代加入上海市委写作组，并曾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他著有《论曹操》、《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等作品。1983年，因反革命罪名，朱先生被判刑14年。1988年，获得保外就医的机会后，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学术写作中，完成了《新译吕氏春秋》、《新译唐六典》、《从万历到康熙》、《刘邦与项羽》等多部专著。】

图片

朱永嘉／口述

章剑锋／采写

在这狭小的空间里，尘埃仿佛堆积如山。两张布满书籍的床架旁，蛛网纵横交错，悬挂在空中。正值三月上海的绵绵细雨时节，天空被阴云笼罩，那间老旧的书房中弥漫着丝丝寒意。午后的阳光斜射进来，一只洁白的猫咪悄无声息地踏入屋内，轻盈地一跃，稳稳地落在朱永嘉的膝上。

猫咪的主人置身于两张架子床间逼仄的夹缝中，一束璀璨的灯光将他的背影轮廓映照得格外分明，但他的脸部却沉浸在室内的幽暗之中，难以辨认。

我虽身处复旦的编制之中，却并未真正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平日里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度过。校方慷慨地给予我生活津贴，并赋予我图书馆的借阅资格，这些已经足够满足我的基本生活所需……然而，当我终于走出家门的那日，我已经年过五十九，每月只能领取微薄的200元退休金……”

三十四载之前，朱永嘉为顺应时代潮流，以“写作组”之名崭露头角，从复旦大学的一名平凡教员跃升至上海政治舞台的显赫位置。“文革”时期，他亲自执掌上海市委写作组，专司为张春桥、姚文元等当时的上海市高层官员提供文字服务，深得张、姚等人的信赖，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

朱永嘉，一位博学而广识的学者，虽拥有锐利的洞察之眼，但在面对错综复杂的世态炎凉时，他内心深处却始终弥漫着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焦虑与不安。每当权力的大轮转动，那些不幸被卷入其中的知识之士，他们的命运实际上早已超出了自我掌控的范畴。

在“四人帮”被彻底根除之际，朱永嘉迅速成为了上海地区首位被当局拘押的高级官员。尽管按照既定计划，他本有机会在出国访问时设法脱身，但他却毫不犹豫地放弃了逃逸的可能。随着归国的航班平稳降落，他随即被直接押送至隔离区。

“我并非擅长逃避，在我决定离去时，已向团队坦白告知，请他们不必过分忧虑，我的离异仅是个人的私事，”朱永嘉郑重声明，“我从不打算逃避责任，始终秉持着亲力亲为的原则，这是立身处世的基石，而坚守气节更是我视为至宝的。”

章剑锋：“四人帮”倒台，我心绪愉悦。

朱永嘉：面对“四人帮”的覆灭，我内心充满了忧虑。过往，我公开发表过诸多见解，怎能对此事袖手旁观？在上海市常委会上，我毫不犹豫地表达了反对立场，激烈地呼吁斗争，为何不倾尽全力，哪怕结局如同巴黎公社，也能赢得一份荣耀。尽管现实中我无力抗争，但当时我确实抱有如此信念。

我未曾掌握决策的实际权限，该权限由马天水、徐景贤以及王秀珍三位领导集体掌握。面对马天水最终的选择——选择妥协与屈服，我虽心中充满无奈，却无力扭转局势。在我的基层写作班中，我的观点获得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然而，在领导层经过深思熟虑，权衡利弊之后，他们最终选择了妥协，旨在避免可能爆发的暴力冲突。

章剑锋：妥协者结局如何？

朱永嘉：我亦接受了这一裁决，承受的惩罚甚至超出了我的预想。无论我选择屈服或是抗争，结局似乎都不可避免地要面临这致命的打击。因此，当我最终被判刑之际，我的内心竟出奇地平静，宛若幼儿园的孩子们按序排队分食水果，一切似乎都在有条不紊中徐徐展开。

这种情形很可能引发法律纠纷。面对这一挑战，我向年迈的母亲提出，我可能需要暂时退隐思考，这个过程可能不会迅速完成。你能帮我送些书籍过来吗？请帮我购置一套《二十四史》或《资治通鉴》等，这样我在闭关期间也能持续学习。至于执行死刑，我们党内尚无此先例。

章剑锋：在漫长的监禁生涯中，我涉猎了众多书籍，从中获得了宝贵的人生智慧。那么，我究竟领悟到了哪些富有启示性的真谛呢？

朱永嘉：轮岗之际，俗语有言：“侍奉高龄君主，不宜与太子过分亲近。”为免未来生波，宜及早与太子建立良好关系。若老皇帝与太子关系生变，太子终将承袭皇位。若不与太子共进退，一旦老皇帝驾崩，亦将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此情此景，实属进退维谷。

昔日随侍先帝身旁，难道天命便注定无法挣脱？这场磨难似乎在劫难逃。即便我今后缄口不言，不再涉足任何集会，仅图个人安逸而隐退，最终的惩罚依旧定是十年，别无选择。

我们的整个写作团队均深陷困境，经过一番彻底的审查，我团队的三位同事不幸遭受了刑事处罚，我本人被判刑14年，王知常12年，肖木9年。其他同仁则被剥夺了党籍，并被下放到基层进行劳动改造。此外，审查结束后，众多年轻同事也不得不为参加学习班而被迫离开工作岗位。

章剑锋：预见风险了吗？

朱永嘉：我深刻认识到，此中风险之重难以估量，然而对于最终结果究竟将如何，我确实难以提供一个明确的确切预判。忧虑之情如潮水般涌上心头，对于他们的未来，我也感到深深的忧虑不安。（张春桥、姚文元）个体的命运轨迹如何？从前述情况可以看出，局势变幻莫测。不可盲目相信张春桥在北京的权力基础牢不可破，实际上他在那里相当孤立。他唯一能够施加影响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团队。对于这一点，我并非没有信心。

章剑锋：当初我究竟是如何踏入这个写作团队的行列？又是如何经过不懈努力，一步步晋升为总负责人的？

朱永嘉：苏联的一位历史学者曾提出一种见解，认为长城天然地划分了我国的疆域，长城以北不属于中华领土。近期，我们有幸受命撰写一篇文章，旨在阐述我国自上古时代起便是一个统一且多民族融合的国家，并非以长城为界限。鉴于本文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内涵，且我本人曾深入研究这一领域，并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因此，我欣然承担了这一写作任务。

初踏入写作团队，每当我完成一篇文章，心中便不由自主地权衡是返回家中还是重返校园。然而，谁料到竟有人不愿我们轻易离去，纷纷伸出手来挽留。文章顺利完工，却未曾想到，我发现自己竟然难以割舍。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的新任务，紧迫地催促我们着手整理与编排文章。

在那个时代，我们的写作班被划分为文学、哲学、经济与历史四个小组。文学组由姚文元同志领衔，历史组则由金冲及同志领导，我则有幸成为该组的副职。不久，金冲及同志与石西民同志一同前往北京，因此我接过了他的接力棒，承担起这一重任。

1968年，毛泽东指示姚文元接管陈伯达的职务，负责《红旗》杂志的编辑工作。然而，姚文元当时缺乏人手，便萌生了将我们调往北京的念头，并将我的名字与王知常、肖木三位同仁的姓名列出，提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审阅后，也在名单上画了勾。然而，若我们被调至北京，上海便会失去人力。因此，我们便专注于在上海为杂志组织稿件。

我成功寻觅到了他所需的题材，并在上海组建了一支名为《红旗》的组稿团队。该团队隶属于中央领导，核心职责是助力中央推进斗批改工作，并深度挖掘典型案例。在上海，我们将举办一系列调研和批判活动。团队将建立一套明确的排名制度，由朱、王、肖三位成员组成，而我将担任团队的负责人。

章剑锋：1966年，上海市委写作组问世。

朱永嘉：自《红旗》组稿小组正式挂牌成立的那一年，即1970年，市委便正式成立了写作组，我有幸受命担任组长一职。最初，我曾考虑将写作组纳入社科院的编制体系，但张、姚二位对此提议并不赞同。毕竟，写作组是他们倾注心血所创立的，对他们来说，领导这个团队如同行云流水。尽管我们竭尽全力推进各项任务，但相较于市内其他机关，我们的工作效率更高，响应速度也更为迅速。对他们而言，运用这些资源显得游刃有余。

章剑锋：对张春桥与姚文元而言，这个集体代表了何种意义？

朱永嘉：凭借我们的团队，工作效率和便捷性自然得以大幅提升。要全面深入地洞察上海的各个维度，并把握团队内部的脉动，这显然与单凭一位个人秘书相比，有着本质的区别。在行动规划、调查研究、文章撰写以及舆论引导等方面，我们都能得心应手。不过，他并未利用团队的力量去构建复杂的人际网络，因为他已经对上海的情况了如指掌。若我们的团队驻扎于北京，我们还需承担额外的职责——那就是公关工作，只有与各方建立紧密联系，才能在北京巩固我们的根基。

对于姚文元而言，他在上海已建立起一支稳固的工作团队。每当毛泽东交予任务，他总能迅速传达至我们，确保任务得以高效完成。至于那些需要我们承担的重点宣传与调研工作，我们亦将全力以赴，予以配合。

章剑锋：张春桥与姚文元在组建创作团队方面成效显著。他们在政治资源整合上，对您有何种推动作用？

朱永嘉：实际上，正是长辈们引领他们走上了政治的舞台中央

，然而，确实有必要有人投身于具体工作的实施。我们成为了他们的坚实后盾，是执行具体事务的执行者。他们承担着全局统筹的重任，在舞台上扮演着核心角色。而我们，则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幕后推手。若非我们的无声助力，他们亦无法将这场戏码演绎得如此精彩。

1967年1月4日，张春桥与姚文元抵达上海，随即通过电话向我们咨询意见。他们意图以写作组为基础，在上海展开工作，并询问此举是否可行。抵达上海后，他们的一切对外联系均依赖于该写作组，并主导召开了多场会议，就诸多议题进行深入讨论。最初的几天，他们的主要活动都集中在写作组内部。

他们莅临本域，举行了一场意义重大的会议，我们肩负着重要使命，全面负责会场的布置、与会人员的通知以及相关文件的草拟等各项工作。

踏入事务性工作的处理阶段，仅仅是我们的写作团队初次涉足的领域。如今，让我们调转航向。伴随着办公系统的不断完善，我们将逐步告别这一领域，转而投身于意识形态的深入探索与精心构建之中。

章剑锋：您那时状况如何？

朱永嘉：投身党的怀抱，我们理应恪守组织的安排，此中蕴含着我们源自内心的自觉与热情。在那个时代，我们便以“螺丝钉”为我们的笔名，以此自勉。（罗思鼎）我热衷于担当那枚无声无息的螺丝钉角色，这一态度体现了我的积极进取精神。面对组织赋予我的任何任务，我都将倾尽全力，毫无保留地投身其中。

坚守良知的准则，这在我的行为轨迹中显而易见。我始终竭力避免对他人造成伤害，纵使这一理想并非总能完美实现。然而，我能够自信地宣称，我从未有意伤害过任何人。以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为例，这篇文章的讨论涉及市委层面，且需由张春桥亲自发起并组织，而姚文元则负责执笔。如此举动实为罕见。当时，我敏锐地察觉到风向似乎有变，背后似乎隐藏着一股强大的力量，似乎与某种政治关联有关。

即将在本市举办关于该议题的座谈会，我深知此背景的敏感性，故不敢轻易发表任何观点。于是，我向与我关系密切、尊敬的导师谭其骧先生致以诚挚的问候，并恳请他在发言时务必谨慎措辞。他对此表示了理解和赞同。我担心与会者可能会对姚文元的文章进行热烈的讨论，这或许会引发不必要的争议。我已经竭尽所能地联系了所有可能接触到的人，对于难以联络的部分，我也在尽我所能地努力。

章剑锋：那时是复旦的吗？

朱永嘉：鉴于我在复旦大学内建立了紧密的工作与组织联系，并担任党委常委的职务，因此有人半开玩笑地戏称我为“太上皇”。在市级层面，我的信息获取渠道广泛，洞察力亦颇为敏锐。若我亲临基层，便能及时传达上级指示，引领方向，始终走在最前端。

非因我置身于至高之位，便可随心所欲，困扰之事常相随。自你执掌事务以来，高层之间已然建立起联系，各有各自的目标。若我扰乱其秩序，必引发不悦。他们心中自有成见，而你若盲目追随，亦难以获得他们的青睐。

处理诸多事务的难度远超最初的预期，显得异常繁重。自工宣队接管学校以来，不断有人向我举报，指责我干预过多。张春桥曾明确指出，我之所以深入干预，是因为我急于推动各项事务，并无其他动机。因此，他建议授予我党委常委的职务。于是，我有幸成为了常委的一员。

我对母校的眷恋之情深厚如根，这是因为拥有一支由教师与学生共同构建的专属团队，对于我而言至关重要。在应对上级的指令和任务时，没有学校的坚实支持，我无法独自承担这份沉甸甸的责任。在复旦大学，文科事务的重任几乎全数落在了我的肩上；同样，社科院的工作也是我肩负的重担。这些经历共同构成了我工作的核心团队。

章剑锋：加入创作团队，所遇到的挑战是否同样错综复杂？

朱永嘉：在工作实践中，我们必然要面对错综复杂的各方关系，随之而来的则是形形色色的声音。即便是在市委内部，马、徐、王三位书记的观点也并非全然统一。至于工总司和写作组这两个不同的组织体系，亦存在着分歧，各自主张自己的立场。

我那时紧随张春桥的步伐。彼时，张春桥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尽管他后来常驻北京，却始终未曾重返上海；而王洪文则身兼第二书记的重任，同样在后来随他一同迁往了首都。实际上，上海的工作主要由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三位共同执掌。张春桥自然能够通过正规渠道掌握马、徐、王的动向，但他仍旧需要另辟蹊径，深入基层，搜集更为详实的第一手资料，而非仅仅依赖常规的简报。正因如此，设立写作组，某种意义上，为他增添了一双敏锐的“耳目”。

有何要事发生，马、徐、王等人有时竟浑然不觉，反而需来我处询问详情。这源于他们所获得的信息，均源自常规途径，由办公厅系统传达。至于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一旦传至张春桥手中，便会直接交由我处理。如此一来，固然有工作上的便利之处，却也存有潜在的忌讳，令人不悦。对他们而言，多了一双旁观的眼睛，总觉不便。

章剑锋：那时，上海工总司与写作组之间的矛盾早已根深蒂固，特别是那两篇在《朝霞》杂志上发表的小说，险些引发双方之间的剧烈冲突。

朱永嘉：我对此事自有裁夺。昔日，上海孕育了一群来自工人阶层的作家，他们隶属于工总司下属的工人文化宫体系。由于缺乏展现才华的舞台，他们目睹《朝霞》杂志名声远扬，于是产生了争夺该杂志版面的念头。他们便以小说中对王洪文的批评为借口，试图趁机发起挑战，恰巧当年工总司正筹备半周年纪念活动。（一月夺权）张春桥对其进行了犀利的批判，但事态的发展并未如他所预料。小说中细致描绘了一场为庆祝半周年而举办的盛大庆典，这场庆典中流露出造反派们进行自我反思的意愿。工总司的这一攻势，显然显得不甚得体。

在那片土地上，妥协的余地已然不复存在。我们的工作由张春桥与姚文元直接引领。在他们尚未明确立场之际，我便将每日的工作进展如实向张春桥进行了汇报。审阅了相关刊物后，他通过电话指令，告知我们无需进行自我批评。据此，我并未撰写任何文字。

王洪文对那起事件存有隐忧，若将来他得以掌权，张春桥若依然在位，他相信自己可以自如应对。但若不幸张春桥离世，他该如何自处？这份担忧使他倍感压力，于是他毅然决然地提交了辞呈，并提议张春桥物色其他适宜的人才。不料，张春桥却反其道而行，将他职位提升了整整一级，并特许他成为市委常委会议的与会成员。

这项任务或许并非令人愉悦，但在紧急关头，它肩负起了至关重要的使命。面对压力，虽然内心渴望远离纷扰，但实难脱身。唯有顺应时代潮流，任其自然而然地发展演进。

章剑锋：在您初入写作团队时，您最先结识的是张春桥还是姚文元呢？

朱永嘉：初次与张春桥相识于上海，彼时他正全面掌管着写作组的运作。张春桥性格沉静内敛，与人交往不轻易表露亲近，立场坚定，承诺即行，言辞坦率，在讨论中几乎未曾留下妥协的空间。我们之间鲜少有闲暇进行闲谈，除了工作之外，别无其他话题。在会议中，议题始终聚焦于工作，至于生活中的琐事和家庭私情，则鲜少被提起。也正因如此，他身上常常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气息，这或许正是源于他工作之余的人际交往相对匮乏。

章剑锋：您对张春桥的了解，必然源自于与他的亲身交往，因而应当是相当透彻的。

朱永嘉：张春桥素以深不可测的城府而著称，其性格在早年与晚年之间发生了显著的转变。早年，他在追逐权力的道路上，表现得尤为直率，敢于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记得有一次，李先念同志莅临上海，对财贸系统的工作进行视察。恰逢文化广场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集会，众人纷纷提议请李先念同志绕场行走两圈，我也在场见证了这一幕。此举本意是试图改善张春桥与老干部们之间的关系。然而，张春桥却在大会上公开发表批评，质疑为何要让李先念同志绕场两圈，这一举动充分暴露出他在处理矛盾时，缺乏必要的妥协与智慧。

最初的放纵，我敏锐地察觉到，其背后实则蕴藏着个人的私欲。然而，随着情节的推进，他的这一性格特征逐渐淡化，尤其在庐山会议之后，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已得罪了众多人，于是开始收敛自己的行为。他试图主动修复与他人的关系，但遗憾的是，积怨已深，群众基础薄弱。

章剑锋：您与姚文元的交情同样深厚，外界传闻亦颇盛，若无您昔日的鼎力相助，姚文元或许难以成就《评〈海瑞罢官〉》这一杰出篇章。

朱永嘉：姚文元并非历史学的专门研究者，而是一位专精于文艺评论的专家。当他向我提出请求，不过是因为他急需撰写一篇关于海瑞的短文，并征询我是否能够协助他搜集必要的资料。我随即向他推荐了地方志与明史中有关海瑞的记载。在介绍海瑞的生平、时代背景及社会矛盾时，我毫无保留地向他进行了详尽的阐述，这对他的文章写作大有助益。提及批判“三家村”的话题，他不知从何入手，便向我寻求指导，我随即拿出《燕山夜话》供他参考。事实上，他确实找不到其他可以求助的对象。

姚文元，素以寡言著称，深谙沉默是金之道。我对他的信赖，如同春风拂面，让我心怀喜悦。他对我工作的评价总是和风细雨，未曾有过任何批评之音。每当工作任务降临，我总是全力以赴，毫无保留。至于我提交的稿件，他提出的修改意见，我无不认真采纳，其中许多段落更是经过他的点拨，变得格外精彩生辉。

章剑锋：王洪文怎么样？

朱永嘉：王洪文的根基尚显不稳，毕竟他出身于基层的微小职位。面对错综复杂的局势，他身边缺乏强有力的智囊团支持。若要在北京稳固地位，他迫切需要组建一支强大有力的团队。这支智囊团肩负着双重使命：一方面，作为智库，在全面深入分析各方情况的基础上，为他提供策略和方案；另一方面，作为关系网络，涵盖社交与公关等多个领域，协助他维护并拓展各方的联系。

在“四人帮”集团里，他的文化素养与教育背景相较其他人显得薄弱，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在江青的强势言辞面前，他只得低头；面对张春桥的指令，他也只能唯命是从；至于姚文元，他的见解更是难以为之抗辩。面对这些权势显赫的成员，他应如何准确界定自己的角色呢？（叶剑英、李先念）提及此事，他仿佛仍保有孩童般的纯真，所有决策皆非出自其内心所愿。

章剑锋：您曾向王洪文细致剖析了《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章节，而通过这一篇章，亦能深刻领悟到王在当时历史脉络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

朱永嘉：当他们在学术上遇到难题，我们写作小组便承担起提供辅导的责任。针对毛泽东同志在古文阅读上的需求，我向他推荐了《刘盆子传》。

此类话题，我难以过多展开。刘盆子的结局殊为不幸，他的出身亦非显赫。这不过是在提醒毛泽东——切勿自负，你终究不过是刘盆子罢了。此类话语，我难以启齿，他也未必会向我提问。他现已身居中央，地位显赫，岂能扫他的雅兴。我的目的仅是向他阐述传记中这位人物是如何崭露头角，如何登上帝位，最终却无力掌控局势，以便让他有所警觉。

王洪文才干有限，挑选他实属无奈之举。此番决定，对于毛泽东而言，亦是别无他法之策。选取此人，旨在缓解张春桥与长辈们之间的冲突，而这一矛盾已然难以调和。毛泽东曾向林彪提及，请小张……（张春桥）初接手我们班级，张便迅速成为了众人的瞩目焦点，如同瞬间被抛入了炽热的火炉之中。自然而然地，他自然而然地占据了众人关注的中心。

章剑锋：我看有人骂您是“文革”余孽，被扣了帽子，会不会觉得伤心？

朱永嘉：他人对我的评价，是他们固有的权利。无论面临何种挑战，还是不幸降临，我都坚信自己未曾有过任何需要遮掩的行为。关键在于不断地自我反省，真诚地审视自己的内心。若我未曾对他人有所亏欠，那么心怀坦荡，问心无愧便已足矣。

身为常委与委员，这一切均出于工作之需，我从未有过逐名逐利的念头，一切皆以上级决策为准。我内心深处，总有一种使命感，仿佛是被召唤去完成使命，能为毛泽东同志效力，我深感自豪。在那个时期，许多至关重要的任务，无不源自于他的智慧与指导。

若你秉持做人的原则坚定不移，自无需过于关注外界的喧嚣。即便遭遇重大不公与委屈，亦能保持镇定自若。个人的荣辱得失，终究是微不足道的。即便在我那个时代的教师群体中，亦是如此。尽管他们曾遭受批斗与指责，内心难免会有抵触、不适甚至不悦，但最终他们总能将大局为重。

在生命的终章，周予同留下了这样的遗言：即便在“文革”那段充满不公与屈辱的岁月，他未曾流露过任何怨言，亦未曾对个人得失有所挂念。在社会运动波及的广阔背景下，个人得失显得渺小。唯有坚守正确的立场，展望未来，才是正途。否则，反遭他人轻视，亦非明智之举。

章剑锋：在那个年代，面对强势力量，知识阶层是否显得格外脆弱和无助？创作团队是否真正成为了你们实现抱负的舞台？

朱永嘉：在写作群体中，知识分子或许能寻得几分慰藉，但这却无法彻底抚慰他们内心对于个人理想的渴望。毕竟，现实便是现实，要在学术领域中实现突破、获得成就，这样的条件显然还远远不足。他人的喜好往往受其自身左右。你所能够成就的事业，能否达成心中的期许，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外部环境。至于如何应对，这便成了个人的抉择。顺其自然，任由命运安排，我们能做的，唯有倾尽全力。

无论身份是知识分子抑或普通百姓，情形皆是如此。在这波涛汹涌的时代浪潮中，知识分子犹如尘埃中的一粒，无力回天，改变巨轮滚滚向前的轨迹，他们所能做的，仅仅是维持一份微不足道的存在。

知识分子的荣光，并非源自对权力的渴求。若执意踏入这一领域，恐怕难以避免落得黯淡收场的结局。在这条路上，成功者寥寥无几。在这片土壤上，他们难以真正扎根。权力之海中充斥着卑鄙与污秽，在这片水域中，你难以茁壮成长，唯有随波逐流。这一切，都取决于你的抉择。若你选择投身权力的漩涡，终将沦为小人；若你选择与之保持距离，你仍能保持做人的尊严，面对某些问题，你亦可适度退让。

章剑锋：在那段历史阶段结束后，您对知识分子与政治界之间的互动有何见解？

朱永嘉：古训有云：“皮不存，毛将何附？”此语旨在指出毛发生长离不开皮肉的支撑。在我国封建时期，士子除了入仕为官，可供选择的自主生计途径极为有限。那时，士阶层的主要生活路径是追求官职，投身政事。孔子所宣扬的儒家理念，虽带有一定的超脱色彩，但总体上仍难以摆脱对官场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