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支青与知青的区别：揭开两个群体间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正名上海支青

—— 揭示“支青”与“知青”之谜

作者：冰山上来客

前言

有人认为上海支青是一场残酷的流放，然而我坚信，那是一场荣耀的征程。

学者指出：“历史宛如一件匠心独运的手工杰作……唯有当其被镌刻于记忆之墙，并被详细记录，方能得以延续”。就上海支青的历史而言，每隔五年或十年，便会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同时出版回忆录或是精心编纂的纪念册。然而，这一切不过属于民间史料，尚未获得官方机构的认可，因而难以被纳入国家档案系统。

当前，关于知青的研究热潮席卷而来，连海外学者亦纷纷投身于这一领域。然而，对上海支青的研究却鲜有得到应有的关注，甚至出现了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试图抹去上海支青的历史存在。

非为支青辩护鸣不平，乃是为编纂记录支青真实历史的篇章而呐喊助威。

自“支青”与“知青”之名流行以来，关于它们的定义引发了广泛讨论：支青与知青有何区别？二者的界限如何划分？争论双方各执一词，难以达成共识，最终双方似乎也陷入了迷茫。与此同时，也有人持无所谓态度，认为支青和知青已成往事，探究其真意又有何必要？我们认为，厘清“支青”与“知青”这两个名称的内涵至关重要，因为这两个群体拥有各自独特的成长背景和历史印记。简言之，“支青”有“支青”的历史，“知青”有“知青”的历史，两者界限清晰，不容混淆。我们为此深入研究，查阅了大量史料。现在，是揭开这两群体神秘面纱的时刻。这是一个关乎历史的重要课题，其真伪不应由主观臆断，而应由事实和历史来见证。

为明快扼要、直击问题核心，本文所指“支青”特指1963年至1966年间，上海参与的十万支青队伍，该队伍亦包含同期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的温州、武汉等地支青；而“知青”则专指六十年代末赴农村、上山下乡的青年。此点需特别说明。

（一）

支青与知青有九大区别。

一、时间不同──上海支青（1963年─1966年）；上海支青的出现是上海市政府和新疆建设兵团协作，推动，有计划，有组织实施的一项工作。当时新疆建设兵团各垦区正处在大开荒，大发展时期，急需大批有知识的年轻人输入。而上海面临人口增加，就业困难的双重压力，一方有需，一方有求，双方一拍即合。从1963年至1966年共有十万上海支青到新疆（本来这项工作还要继续进行，因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而中止。）需要特别指出，这个时间就是上海支青的“出生证”。而上山下乡知青（1969年─1980年）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的文章，其中引用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之后，1969年全国开始有组织地将66届、67届、68届的中学毕业生分配到农村去。这个时间就是上山下乡知青的“出生证”。支青与知青有不同的“出生证”，认准这一点很重要。

二、历史背景各异——上海支青：我国方才度过三年自然灾害，经济正处于恢复阶段；而上山下乡的知青们，则身处文革初期的动荡时期，国家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三、组织者的公开动机与深层的实际考量各有异趣——上海支青对外公布的目标旨在响应新疆建设兵团的生产发展需求；而在内部，实则因应上海城市发展所承受的人口过剩及青年就业难题的双重挑战，力图开辟一条出路，以缓解困境。

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的高校遭受重创，纷纷停课关闭，导致一千多万历届毕业生失去了读书和工作的机会，他们游荡于社会，给国家的安全与社会的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将他们疏散至农村，成为了中央政府的一项权宜之计，亦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有人曾将庞大的知青群体比作积压在城市中的一座岌岌可危的“堰塞湖”，一旦溃坝，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四、分途各异——上海支青：针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定向招生及岗位分配。依据那时的编制体系，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在那个时代，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分布广泛，他们中多数选择在农村插队定居，还有一部分被分配至新成立的兵团体制中，包括内蒙古兵团、黑龙江兵团、云南兵团等。

五、上海支青与上山下乡知青的服务单位性质各异——上海支青所隶属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乃是一支独特的军事化队伍。1967年2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新疆建设兵团文化大革命十二条规定》，明确指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并非寻常的农垦部队，而是一支装备武装的生产力量。”其成员需终身服役，然而并未享有现役军人的福利待遇。这构成了上海支青独有的“身份证明”与“户籍登记”。

投身“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们，大多被分配至农村插队，融入了公社的大家庭，成为了社员的一员。为了吸纳这些知青，各地迅速组建了临时性的生产建设兵团，然而，其性质与新疆的建设兵团有所差异。伴随知青们陆续返城，这些兵团亦随之撤销。这，便是上山下乡知青们的“身份证”与“户口本”。

六、上海支青与上山下乡知青的文化背景存在差异——上海支青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涵盖了小学、中学、高中乃至文盲，同时还包括了待业青年以及已就业的青年。相较之下，上山下乡的知青群体则主要由初中毕业生组成。

七、中央对支援边疆青年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返城政策存在显著差异——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自1979年起便通过多种途径返回城市或脱离农村，或是继续深造，或是步入职场。然而，上海支援边疆的青年直至九十年代初才有限度地、有条件地获准返城。我曾采访过一位支援边疆的青年，他曾是兵团的医务工作者，他的返城经历恰好反映了这一状况：“我在1981年元旦之后被调回浙江，乘坐石油公司的大卡车，从三岔口一直至库尔勒铁门关，兰州军区派出士兵拦截试图返回上海的支援边疆青年，沿途的关卡如同对待罪犯般严密，我们共经过了四道关卡。士兵们严格检查证件并进行盘问。由于我们已转至地方医院，与兵团的关系已经切断，因此属于地方正常的调动，士兵们看到带队军官点头示意后便予以放行。”这表明，我们上海的支援边疆青年并未享受到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同等的待遇，因为当时全国的知识青年均已返城。后来得知，阿克苏农一师带头闹事的十个返城头目最终都被以聚众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逮捕。由此可见，国家对支援边疆青年与知识青年的政策截然不同，这是由于两者性质各异，因而需要区别对待。

八、上海支青与上山下乡知青的动员方式有所差异——上海支青的招募工作由新疆建设兵团的招生工作组负责，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展开宣传与招生。青年们需持户口本自愿报名，并遵循一套严格审查、筛选及批准的规章制度。相较之下，上山下乡知青运动则是一场由领袖发起的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涉及66届、67届、68届的中学生，几乎是以强迫性的方式集体参与其中。

九、上海支青与上山下乡知青经历各异——上海支青与上山下乡知青，年龄相差三至六年，这六年的差距在特殊年代、特殊环境中，成为了他们人生轨迹的分水岭，生活经历迥异。上海支青是伴随着共和国成长的年轻一代，他们亲身经历了建国初期的诸多运动，如人民公社、大跃进、自然灾害等，与新中国共渡风雨。而知青则因年龄稍小，避开了三年灾荒的苦难。原因在于，支青正值青春期，身体发育需要充足营养，而知青则因年幼，家庭中的长辈呵护和兄姐的让步，童年生活相对幸福。此外，文革时期，支青多在新疆，多少受到了冲击和影响，而知青则作为在校生，成为红卫兵，主导了文革中的大串连、大批判、大造反等运动，留下了许多无辜者的血泪史。由于出生时间的差异，当知青在文革中闹革命时，支青已在戈壁大漠开荒造田，为新疆建设、保卫付出青春和汗水。出生时间的差异使得知青命运较好，他们提前返城、参加高考、就业，为进入商界、政界、富裕阶层、文化阶层提供了机会。而支青在有能力返城时，却因家庭负担沉重，失去了继续深造、提升文化水平的机会，面对改革开放的浪潮，他们的文化、学识显得陈旧，难以适应社会竞争。

（二）

命运之轮不可逆转，过往岁月亦难复追。因时运不济，支青似乎沦为不幸者，每一步都踏空，节拍难觅。为了扭转命运，他们必须付出双倍的努力。相较之下，知青则被视为幸运儿，搭乘改革开放的春风，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加之众多知青作家的推崇，声名鹊起，令世界见证，知青成为国家的中流砥柱。他们或许未曾意识到，在知青之前，还有一群人被称为支青，人数虽寡，却勇立潮头，如一把永不生锈的利刃。支青或许不能被誉为国家的脊梁，但他们无愧于成为支撑共和国大厦的坚实基石。

支青，承载着其独特的历史印记，而知青，则书写着另一段不凡的篇章。在某种层面上，他们宛如手足，同根同源，均怀揣着远大志向。无论是在黑土地的广袤还是黄土地的辽阔，他们都曾为了个人前程与命运，拼搏到极致，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然而，他们的结局却大相径庭。

1980年10月1日，中央政府原则上决定，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可以无条件地返回城市。然而，实际上，知青们早已通过各种途径，陆陆续续地重返城市。至于支援农村的青年，直到九十年代后期，才得以有条件地、分批地返回城市。但那时，大多数支青已经成家立业，年龄也超过了四十岁。他们返城后，不仅要面对生活和精神上的巨大压力，还要应对住房、再就业、子女教育、伤病治疗等诸多问题的困扰与挑战。值得庆幸的是，支青们是一群坚韧不拔的人，他们在戈壁大漠中历经磨难，磨砺出坚韧的意志和刚毅的性格。他们能忍受一切艰辛，勇于承担一切劳作，敢于直面现实。返城后，他们再次创业，将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带回故乡，使之发扬光大。许多人最终成就非凡，创造了辉煌的业绩。然而，与知青们相比，他们之间仍存在天壤之别。

（三）

支青属于知青行列，然而知青并不单指支青。支青是具有独特含义的标签，代表着特定的一群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个称呼具有其独特性。

支青，指的是投身于支援边疆建设事业的青年，简称“支青”。知青，是指具有知识的青年，简称“知青”。在广义上，知青指的是拥有知识的青年一代。

2、关于“支青”名称的起源：自1963年，首批上海知识青年踏上新疆的土地，上海社会便涌现出“支边青年”这一称呼。“支青”便是这一称谓的简称。

3、误解：支青与知青，二者谐音相近，容易让对内情不甚了解的人产生混淆。

4、受1979年大规模知青返城潮的触动，尤其是云南知青罢工和绝食事件的启发，新疆阿克苏农一师塔里木团场的上海支青代表于是向中央提出诉求，强调支青也应被视为知青，并要求中央给予平等对待。为此，他们尝试将自身的“支青”身份标签撕去，转而贴上“知青”的标签。这种出于好意的策略却忽视了历史的客观性，未能获得中央的认同，甚至遭到了“知青”群体的质疑。1998年，知青群体举办了一场盛大的“上山下乡30周年纪念活动”，无意中在这一历史时刻明确了支青与知青的区分。然而，这种轻率的标签更换行为，带有明显的功利性，遗留了不良后果。时至今日，将支青与知青等同视之的现象屡见不鲜，令人痛心疾首，却又无力改变。我虽大声疾呼，却如同螳臂当车，无人响应。

5、词义与词意的差异显著。仅一字之差，“上海支青”与“上海知青”却蕴含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在特定的年代，“上海支青”是一个独特的称谓，代表了词的本义；而“上海知青”则超越了时间的限制，无论是六十年代还是二十一世纪，均可使用此称。实际上，“上海知青”是词的引申义，其中“上海”为特定地名，而“知青”则是“知识青年”的简称。这一点至关重要，并非单纯咬文嚼字，而是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为“上海支青”正名，赋予其一个清晰明确的“身份证”！

鉴于种种因素，在知青浪潮的冲击中，力量薄弱的支青群体被边缘化，遭受社会的忽视。误传和误解甚至导致新闻媒体也将“支青”误认为“知青”，将稿件中的“支青”字样改成了“知青”。这是何等的悲哀！然而，历史终将铭记支青的贡献，新疆亦将永远不忘他们对这片土地的付出。今非昔比，我们不再以英雄的出身论英雄，只要有才华，就应该让其光芒四射！我们有责任为那些默默无闻的英雄竖立碑文，同样，我们没有理由不为支青谱写传记。难道新疆、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发展历程，可以忽视或遗漏十万支青这一重要篇章？

（四）

尊敬的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副总理（原任上海市市长）于1965年7月5日亲临新疆石河子石总场，亲切接见了来自上海的青年代表，并发表了“出身非所愿，道路自主择”的深刻讲话。在讲话中，他们激励上海青年投身新疆建设，在新疆这片热土上深深扎根。

1985年7月25日，一代伟人胡耀邦莅临新疆视察之际，亲切接见了上海支青代表，并挥毫题词：“历史功绩与托木尔峰同辉，崭新业绩与塔里木河同长。”这番题词既是对他们付出的赞扬与褒奖，亦是对他们成就的认可与肯定。

上海支援青年在新疆建设与保卫的伟大事业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

──为了为新疆建设兵团注入新的活力，上海作为我国最大的城市，同时亦是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输送的上海支青们，深受大都市文化的滋养，他们不仅拥有丰富的知识储备，还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思想亦十分活跃。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基层劳动锻炼后，他们陆续被选拔至技术要求较高的岗位，从而为兵团的快速发展贡献了力量。

──注入新活力：上海支青们多才多艺，为兵团单位的业余生活增添了丰富多彩的色彩，使之更加活跃。基层连队纷纷成立了以上海支青为核心力量的文艺宣传队，他们吹拉弹唱，表演各类文艺节目。篮球场和乒乓球桌前，职工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推动，整体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打破陈旧观念，革新人们的思想认识。基层单位中的老职工们，多出身于偏远山区，对于基本的卫生知识知之甚少。她们不知胸罩为何物，亦不晓如何使用月经带；他们以土块、树枝擦拭臀部；衣衫不整，不注重仪表。上海支青的到访迅速改善了这一状况。特别是妇女们，在她们的带动下，学习热情高涨，主动向上海支青学习，委托他们从上海购买个人卫生用品，并通过邮寄寄至新疆。从外表装扮到生活观念，都发生了令人欣喜的转变。

──为兵团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上海支青恰逢其时地参与到新疆兵团第二代的孕育与成长中。这些具备文化素养和深厚底蕴的支教者们，自然地、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传授知识、培育后人的重任。彼时，基层连队的教育事业尚属空白，缺乏黑板，他们便在土墙上搭建水泥板，再涂上黑漆以作替代；粉笔难以寻觅，他们便将土块切割成条状充当粉笔；课本亦无从购买，老师们便自行编写。有一位女教师，她在为学生授课的同时，将儿子的摇篮置于讲台之侧；学生在做作业时，她便哺乳自己的孩子……上海支青们以满腔热血与坚定忠诚，以他们的责任与担当，为兵团的第二代、第三代注入了知识与力量。

──在上海支青的共同努力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教育、卫生、科技、文化等领域均得以注入智慧的活力。他们为新疆的建设、安保以及各族人民幸福生活的追求，不懈奋斗，不断砥砺前行，为这片热土留下了令人瞩目的光辉篇章。

支青，他们既是社会正能量的践行者，也是其坚定的守望者。他们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和默默奉献的精神，如同默默无闻的铺路石，承受着艰苦与辛劳，从不言怨。在创造历史的征程中，他们留下了深深的足迹，更为了历史文明的进步，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与热血。

在历史的长河中——当“老三届”的名号喧嚣尘上之际，真正的“老三届”——那63届、64届、65届的群体——却选择了沉默，不事声张。“笑而不争，只把春来报。”上海的支青老三届，他们的行动有坚实的根基，行事光明磊落。他们拥有着与众不同的品质与风采，宛如梅花般纯净高洁；又似沙枣花般谦逊朴实，只将那缕缕芬芳留在人间。

本文旨在为上海支青正本清源，同时为其发声助力——数十年来，关于上海支青的传闻野史层出不穷，流传甚广，却始终缺乏一部能够流传百年的正史。为上海支青正名、立传，实则是对历史的尊重，是对历史混乱的拨乱反正，是对历史真相的探寻与恢复。

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