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要求调离山东，建议他接替自己的职务：第一次提出个人要求！

一九四二年早春的一个夜晚，鲁中山区的司令部里灯火未熄，罗荣桓刚刚收到延安加急电报，眉头紧锁。自一九三九年率领一一五师进入山东，与原先的山东纵队并肩抗战，三年过去，战场局势变了数次，内部的摩擦却一直没有停歇。

把时间拨回到一九三九年初夏，一一五师南下鲁南，山东纵队则驻扎鲁北，中轴地带却被日伪和地方杂牌挤占。上级电示两支八路军武装必须合拢，可谁该走动，谁该原地坚守，分歧当时就摆在桌面：山东分局主张一一五师北上，一一五师则坚持依照作战计划稳守鲁南，否则方才打下的根据地转眼就要被东北军和伪军插手。

为了“顾全大局”这个大帽子，罗荣桓还是带队北移，但离开前在鲁南留下二团兵力与地方党组织进行固守布防，免得满盘皆输。看似圆满的迁移实际上埋下了新的钉子——指挥权到底归谁。此前为了强化地方力量，张经武、王建安等人受命组建山东纵队，人数两万四千。随后徐向前、朱瑞到来，又建起第一纵队，条条框框越来越多，却没有一个真正的核心。

徐向前不久被调回延安，山东战场再次出现“群龙无首”局面。朱瑞对抗日形势乐观，认为日军已露颓势，只待一鼓作气；罗荣桓则谨慎，他熟读战报，看出敌军主力尚未转移华北，形势并不宽松。两种判断一碰撞，不仅军事部署难以统一，连干部会议都火药味浓。批评一一五师“思想保守”“行动迟滞”的声音悄悄在鲁中作坊与村舍里扩散。

转折点在一九四一年冬。山东分局连续向总部发电，罗、陈二人被点名批评。头一天会议刚散，第二天就有人在师部走廊低声议论“倒罗”。罗荣桓深知这样下去会削弱前线士气，当即与代师长陈光商议：索性把位置让出来，换个能兼顾双方的人。于是，一封措辞异常冷静的电报飞向延安：“请首长批准，这是我第一次提出个人要求，请调离山东，供给学习。”短短三十四字，却在总部掀起波澜。

中央很快复电，先是宣布此前对一一五师的批评电报作废，随后鼓励罗荣桓、陈光“继续领导山东武装”。表面问题暂时按下，深层矛盾依旧。为平衡关系，双领导制被推上台面：山东分局统一党政，朱瑞任书记；山东纵队接受一一五师军事指挥，同时成立山东军政委员会，由罗荣桓挂帅。文件一纸生效，看似公平，实则各握一半方向盘，行军打仗反而更慢。

到了一九四二年九月，中央决定派刘少奇驰抵山东。刘少奇一落地，没急着开大会，而是先在窑洞里与各方骨干逐一谈话，摸底情绪。几天后的小型座谈会仅七人参加，气氛却格外凝重。“成绩要肯定，问题也得摊开。”刘少奇给每人倒了一盅热水，话不多，却句句扎实。他指出：敌后工作的成败，关键在于是不是有一套过硬、统一、无旁骛的指挥体系，否则部队再勇，也会被内耗拖垮。

很快，朱瑞被调回延安筹备党的七大，双领导制随之终结。统一指挥成为唯一选择。一九四三年初春，山东军区正式挂牌，罗荣桓兼任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一一五师则在番号不变的前提下充任山东军区主力。新班子明确了“军事与地方事务一元化”的原则，工作节奏骤然清晰：沂蒙山区侧重游击骚扰，鲁南巩固堡垒区，鲁北专攻交通线。指令少了折返，试想一下，战斗自然直截了当。

军令畅通后的效果立竿见影。一九四三年夏季反“扫荡”中，山东军区以一一五师主力牵制兖济线，朱家岗、孟良崮先后拔点，全区共毙伤日伪四千余。各级干部会上再也听不到互相埋怨的口号，取而代之的是具体数据和下一步计划。这一年，罗荣桓四十九岁，仍旧夜以继日审阅战况，但会议室里的空气不再压抑，年轻参谋们讨论战术时也敢拍着桌子冒火。

需要强调的是，罗荣桓并非为了个人荣辱才申请调离，而是深知一支军队若缺乏统一领导，和锋利兵器却无人执掌并无两样。从他递出那封“第一次个人要求”的电报，到最后仍留在山东掌舵，过程看似反复，实则将问题彻底暴露，进而解决。到一九四四年底，全区抗日游击武装已扩充至十万余人，兵站、医院、兵工厂星罗棋布，背后的第一推动正是那次争议所带来的体制再造。

整合之后的山东抗日根据地不再被动挨打，它开始向华中的兄弟部队提供物资和兵源，也为日后解放战争时期华东野战军的形成奠定了厚实底座。罗荣桓那句“这是我第一次提出个人要求”，意味深长：个人的退让或坚持，因着全局需要才有价值。战事硝烟渐淡，那段关于指挥权的争论却在山东黄土地上留下了清晰印痕，提醒后来者：敌前能不能赢，先得把队伍里的声音统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