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在革命党内是一个“异类”,他希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通过和谈、走正当渠道来赢得政权的,就不要动不动以武力来解决问题。而革命党内破坏能力强大的人比比皆是,如宋教仁一般治理型的行政专才,少之又少。
宋教仁善于建设、渴望去建设,这决定了他和革命党内其他同志的分歧迅速扩大。又因为写过《间岛问题》一书,为清政府成功地阻止日本对东三省的领土侵略,使得宋教仁和唐绍仪一样,是各方都接受和欣赏的人,这其中就有袁世凯。袁世凯有意和宋教仁更好地相处、更好地发挥宋教仁的作用,做到人尽其才。
而宋教仁如此热心于建设的政治倾向,引起了同盟会内部的分裂。同盟会内部的大多数人,认为同盟会在中华民国的政权机构里面分享到的权力太少,他们希望获取更多的权力,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不择手段。
宋教仁认为,既然民国已经成立了,我们就应该参与到主流的议会政治中去。国民党改组成立后,宋教仁认为国民党内部应该通过竞选上台,他自己对此很有信心。党内除了首脑级的人物之外,大多数同志也持有跟他同样的想法,于是宋教仁身边聚集了很多党人,这令孙中山等人感觉到党内的一种领导危机。
在中华民国定都的问题上,宋教仁与袁世凯意见一致,中国的首都近600年来都在北京,那么就还在北京。革命党要求定都南京,宋教仁对此坚决反对,这使他会上挨了马君武结结实实一巴掌,还被大骂是在给袁世凯当说客,想出卖南京,出卖革命者。
宋教仁在国民党高层内部变得越来越孤立,因为他首先考虑的不是党的利益,而是把国家的建设第一位。但国民党高层则认为,他这是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
为什么?因为在新的国家建设中,凭宋教仁的能力,他完全有可能出任总理。袁世凯对他是欣赏和接受的,大多数革命党人对他是接受的,大多数国民党外的人士对他也是接受的,这让国民党高层产生了巨大的危机感。
在接到袁世凯发出的“即日赴京,商决政要”的急电后,1913年3月20日晚10时,宋教仁准备从上海乘火车去北京。就在他与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人一一握别,正要上火车时,被刺客开枪射中,22日凌晨与世长辞,年仅31岁。
刺杀发生后,国民党一口咬定是袁世凯派人干的。无论是当时的调查,还是事后的各种分析,都显示凶手和杀凶手的凶手,都是青帮的人物。对此,当时就有人辩解说,幕后主使的人是袁世凯派到青帮里卧底的人,但这是很难自圆其说的。
因为刺杀宋教仁的凶手被陈其美关押在军队的监狱里,而这个杀手又在监狱里被刺杀了。被陈其美作为死敌防范的袁世凯,怎么有可能派刺客深入到由陈其美的私人卫队把守的军队监狱里,去刺杀暗杀宋教仁的凶手呢?
所以,陈其美操纵的嫌疑非常大。从政治习惯上来讲,陈其美有前科。从利益角度分析,袁世凯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宋教仁所要竞争的不是总统的位置,而是总理。
后来国民党又咬定此事是袁世凯的手下赵秉钧干的,因为赵秉钧是宋教仁的竞争对手。赵秉钧马上出来辟谣,他说他和宋教仁是哥们儿,宋教仁好几次到北京来,都住在他家里。赵秉钧在下台之后又莫名其妙地被毒死,谣传又说是袁世凯干的。
宋教仁案令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民主和解与政治宽容荡然无存,国民党内部为此爆发激烈争论。黄兴等人认为应该接受袁世凯的建议,通过司法渠道解决,而孙中山主张武力讨伐。
最终孙中山的意见占了上风,于是开始讨逆军运动,黄兴被迫出任讨逆军的司令。但在打了一仗之后,黄兴就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