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海德：和斯诺最早访问陕北并留下的美国医学博士，第一个加入中共的外国人

美国医学博士马海德，作为首位造访陕北与延安的杰出人才，被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充满希望的边区所深深吸引，毅然决然地留了下来，全情投入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在延安，他迅速实现了“革命化”和“中国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为边区的医疗卫生事业贡献了不可估量的力量。新中国成立之际，马海德毅然加入中国国籍，担任中央卫生部门要职，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的健康事业奉献，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马海德在延安时期的成长与贡献，成为党的对外开放、引进人才政策成功的典范。

怀抱理想来中国

1910年9月26日，在纽约州布法罗市一个平凡的工人家庭中，一个男婴呱呱坠地。他的血脉源自黎巴嫩，其父曾于巴黎的炼钢厂辛勤劳作，却因无法忍受老板的残酷剥削与工头的恶劣欺凌，毅然决然远渡重洋，来到了美国，在一座炼钢厂继续他的职业生涯。父亲为他取名乔治·海德姆，这正是日后在中国享有盛誉的马海德。

◆马海德

“你还年幼，待你长大后自会懂得为何我们家无法享用鱼肉。”这番话，如同烙印一般深刻印刻在他幼嫩的心灵之中。自此，乔治再未提及关于吃鱼的事宜，仿佛在一瞬间，他似乎长大了。不久，一场可怕的瘟疫再次降临到乔治的家中。乔治的父亲、母亲和弟弟，如同那些陆续倒下的贫困工人，也都不幸染上了严重的疫病。就在这时，一位传奇般的医生来到了这里，穿梭于疫区，救治工人们，也来到了乔治的家门口。这位医生不仅带来了宝贵的药品，还留下了一袋分量十足的食品。乔治被这一幕深深感动，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对母亲说：“我愿成为像那位老医生一样的人，为穷苦人治病，更希望让全世界的贫苦家庭都能品尝到美味的鱼肉！”

贫困的出身，塑造了乔治坚韧不拔的性格，他矢志不渝地追求着心中理想的人生轨迹。1927年，中学毕业后，乔治成功考入北卡罗来纳大学，开始了医学预科的学习。1929年，他继续深造，进入黎巴嫩贝鲁特美国大学攻读医科。1931年，乔治踏入瑞士日内瓦医科大学，专攻临床诊断，凭借勤工俭学及奖学金的支持，顺利完成了所有学业。1933年，他毕业时荣获医学博士学位。

在求学的岁月里，乔治结识了一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通过他的讲述，乔治深入领略了东方那古老而辉煌的文化，同时亦得知中国曾长期饱受贫穷与落后的困扰，任由西方列强欺凌。在那里，悠久的文明与现实的落后并存，中国人民曾背负着“东亚病夫”的称号。彼时，乔治正专注于东方热带病的研究，而中国在他的心中成为了理想的田野调查地。后来，他读到一篇题为《中国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的报道，心中激荡起一股冲动。1933年11月，他决然踏上征程，孤身一人，踏上了这片陌生的土地。乔治先后在沪上的广慈医院与雷士德医院就职，不久后，他与两位同窗携手，开设了一家诊所。尽管收入菲薄，他仍夜以继日地救治病患，不懈地投身于解救世人病痛的伟大事业中。

1936年6月，乔治与埃德加·斯诺共同踏上了艰难的旅程，抵达陕北苏区。他们在苏区的前线及后方展开了一系列参观与采访活动。

乔治原本计划在中国的逗留不过一年光景，随后便返回美国。然而，目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以及政府腐败所带来的深重苦难，他意识到中国人民所需远不止药品。他们迫切需要的是食物与衣物，而这并非他作为一位医生所能提供的。乔治渐渐明白，唯有对中国社会结构进行根本性的改造，方能彻底扭转中国劳苦大众的凄惨境遇。

一名医生即便再能干，一天也仅能救治十个、百个病人，而那些恶劣的社会制度却孕育出成千上万的病人、乞丐……为了拯救整个工人阶级以及那些贫病交加的人们，必须寻找一条新的道路。

一日，友人史沫特莱向乔治传递了来自江西“苏区”的鲜活、感人的讯息。苏区民众享有自主权利，生活免受剥削与压迫，这种崭新的生活方式深深吸引了乔治。他遂向宋庆龄表达愿望，希望能够加入江西苏区的队伍，为致力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伤病员提供援助。同时，他还表示，在必要时，他亦愿意拿起武器，加入红军的行列，共同抗击敌人。

乔治的梦想未能成真，那时，工农红军已踏上了漫长的长征之旅。在这段岁月里，乔治不仅坚持行医，更在宋庆龄的信任中，秘密完成了众多掩护革命同志的任务。他的诊所，时常成为中共地下工作者交流与会议的隐蔽场所。与此同时，乔治也为美国的《工人日报》撰写文章，介绍红军长征的壮举，并揭露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面以及国民党的腐败行径。

1936年春，中共中央从陕北地区向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发送了一封密函，内中指示，邀请一位“热诚的西方新闻工作者”莅临陕北苏区，并将所见所闻公之于众；同时，亦需邀请一位“技艺精湛的西医”前往，协助陕北苏区发展医疗事业。某日晚间，宋庆龄将乔治先生邀请至家中，向其传达了这项邀请，并为其安全抵达陕北苏区进行了细致周密的安排。乔治先生闻讯后欣喜若狂，迅速着手准备，期待踏上征程。当时，计划在完成访问后即返回上海。

这一邀请，标志着中共中央对外发出的首个重要信号，彰显了对外开放的决心。同时，它昭示了党对于所追求事业胜利的坚定信念，其意义之深远，不容小觑！

冒险访问到陕北

1936年6月，乔治巧妙地避开了上海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严密监视，于西安与从北平远道而来的埃德加·斯诺进行了秘密会面。进入7月初，他们搭乘东北军的卡车，从西安一路抵达了肤施——那时称作延安，正处于东北军的控制之下。随后，他们步行前行，于7月9日抵达了红军前沿司令部的所在地，安塞。抵达伊始，他们便受到了一位蓄着浓密黑须、眼神锐利、态度和蔼的年轻“军官”的接待。这位“军官”能用流利的英语与他们交谈，令乔治感到惊讶不已。交谈中，他们方才得知，这位接待他们的正是赫赫有名的周恩来。周恩来表示：“我们热烈欢迎每一位前来苏区访问的记者和医生。阻碍你们来访的并非我们，而是国民党。你们可以将所见所闻尽情记录，我们也将从各个方面协助你们，以便更全面地了解苏区的情况。”乔治未曾料到，刚踏入这片“神秘”的土地，便收获了如此热情的款待，兴奋之情让他整夜未能入眠。

“热烈欢迎美国记者来苏区采访！”“热烈欢迎乔治大夫来苏区服务！”

7月16日，他们荣幸地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以及周恩来副主席的温暖接待。在一段时间的参观访问之后，党中央委派伍修权同志担任翻译，并随同斯诺先生及乔治先生一同前往宁夏豫旺堡进行考察与访问。

同年8月16日，乔治与斯诺身着红军制服，抵达豫旺堡红军驻地，受到了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热烈接待。在豫旺堡南垣举行的盛大军民联欢会上，斯诺与乔治发表了充满激情的演说，观看了红军的操练，还愉快地骑上了红一军团赠予他们的战马，绕场奔跑数圈。此举让那些难得一见“高鼻梁”的红军战士得以一睹西方友人的风采，感受到了他们真挚的友谊。

得益于乔治精通阿拉伯语及阿拉伯文字，当地回族民众对他充满了信任与敬重，将他视为来自麦加的“哈吉”。他们常邀请他至家中共进晚餐，与他亲切交谈。乔治不仅为当地回族群众提供医疗服务，还传授卫生知识，与群众迅速建立了深厚友谊。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随后邀请他协助开展回族群众工作。于是，他将我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摘译成阿拉伯文字，指导红军战士将其“照猫画虎”般地涂鸦于墙面进行宣传，这对动员回族人民支援红军起到了显著效果。他精湛的医术以及对待群众的热情态度，赢得了回族人民的广泛爱戴。

“十回回九姓马，不姓马者唯姓哈。”怀着与回族兄弟及中国人民永结同心、友好相处的美好愿望，乔治毅然决定，将自己的原名乔治·海德姆更改为马海德。

四个月转瞬即逝，斯诺圆满完成采访任务，即将告别边区之际，马海德却毅然决然地更改了原先“返沪”的打算。他对斯诺坦言：“这片土地上的医院、民众与患者，都亟需我的帮助。我已下定决心，留在陕北，为中国的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一抉择，让马海德的人生轨迹驶入了一条全新的革命征程。

万能博士在宝塔山

1937年1月，马海德背负着宋庆龄所赠的医药箱，踏入陕北延安的怀抱。他怀着满腔的热忱，既投入紧张的医疗工作，又深入调查研究。翌年2月，因卓越的工作表现，马海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感慨地说：“自那日起，我得以以主人的身份，而非访客之姿，投身于这伟大的解放事业，我内心充满了无比的喜悦。”

在抵达延安的一个多月里，他深入陕北的各家医疗机构进行考察，搜集了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并向中央提交了一份详尽的调查报告，其中不乏对改进苏区医疗工作的宝贵建议。这份专业的报告赢得了毛泽东的赞誉，随即，毛泽东同意了马海德加入红军的请求，并正式任命他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卫生顾问。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马海德又担任了八路军卫生部的顾问，随部队赴山西五台山，协助八路军总部开展工作。那时，他年仅26岁。

1939年，毛泽东与马海德在延安会面。

1937年岁末，马海德受命返回延安，着手建立陕甘宁边区医院。次年，宋庆龄在香港创设了保卫中国大同盟，马海德受其委托，定期向同盟汇报陕甘宁边区的医疗卫生状况，并通过同盟向世界发出呼吁，争取国际援助。因此，边区得以获得大量急需的医疗设备和药品。1942年，马海德被调至延安和平医院工作。在他的和卫生部门同事们的齐心协力下，陕甘宁边区构建起一个庞大的医疗网络，以白求恩国际医院为总院，下辖8所中心医院和24所分院，总计拥有约11800张病床。这些医院为边区军民提供了坚实的医疗保障。在延安，马海德迅速掌握了当地的语言，无论是八路军战士还是当地居民，都乐于求助于这位大鼻子的“马大夫”看病。由于医生稀缺，他几乎承担了全科医生的角色。此外，他还时常被请去修理手表、眼镜、钢笔、打火机等物品，他总是热情相助，成为了宝塔山下的全能博士。

在延安，马海德肩负着卫生部顾问的重任，同时，他亦承担着一项至关重要的使命——确保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身体健康。他倾注心血，全力以赴地履行这一职责，也因此与众多中共高级领导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邓颖超成为了马海德在延安接诊的首位患者。她在长征途中不幸染上了肺结核，而当时并无有效药物可供治疗。马海德向她传授了一则民间“土法”，即卸下窑洞的门板，让她躺在上面晒太阳。令人惊喜的是，邓颖超的肺病在马海德的“救治”下奇迹般地康复了。

在漫长的革命斗争岁月里，毛泽东主席逐渐形成了夜间办公、日间休憩的生活规律。马海德医生从医学专业角度出发，协助毛泽东主席调整生物钟，确保其能够有效地指导全国抗战。他时常邀请毛主席参与各类体育锻炼，而在察觉到主席患有轻微的风湿性关节炎后，便开始陪伴他一同散步。

马海德当时还肩负着一位重要的医疗保护任务，那就是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王稼祥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历经艰辛，身患多种疾病，体内更留有数处弹片。马海德针对他的病情精心治疗，无微不至地呵护着他的健康。每当王稼祥感到不适，马海德便不辞辛劳地日夜陪伴在他身旁，直至病情缓解方才离去。

在延安，周恩来同志在一次骑马过程中不幸从马背上跌落，导致其右臂骨折。马海德同志随即迅速组织了当时在延安的印度医疗队中的巴苏华、柯棣华等知名医生进行联合会诊。尽管当时的边区医疗条件相对简陋，马海德同志依然秉持着极其负责的态度，竭尽全力为周恩来同志疗伤，直至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将周总理送往苏联接受治疗。

诸如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等众多同志，以及众多从前线奔赴延安汇报工作或参加会议的领导，均曾接受过马海德的体检或治疗。马海德曾坚定地表示：“这些英勇的同志们，他们以生命为代价，为我国人民争取光明的未来，我们必须竭尽全力保障他们的身体健康。”

马海德对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关心、爱护，甚至从健康领域发展到安全领域。1937年11月，八路军后方政治部宣传科摄影干事徐肖冰，到飞机场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拍照。这是他参加革命后第一次给毛主席拍照。当他刚拍了一张照片时，突然有个外国人把他拉到旁边，盘问道：“你是哪里来的？”徐肖冰说：“我是宣传干事，是组织上通知我来拍照片的。”但这个洋人仍然半信半疑，纠缠住他，直到有人向他证明了徐肖冰的身份后才罢休。后来，徐肖冰才知道这个洋人是个大夫，叫马海德。但当时被他这么一搅，拍照的机会错过了。后来徐肖冰与马海德熟悉之后，总跟他开玩笑：“马大夫，那次我在飞机场拍照片，你为领导人的安全，怀疑我，这事是你该管的吗？”马海德不好意思地笑起来，之后，理直气壮地说：“我为什么不能管？！”

身兼数职忙不停

马海德将满腔热血倾注于中国革命事业，投身于诸多超越医学领域的工作。在延安时期，他担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和新华通讯社的顾问，频繁接待前来延安的国际友人，积极参与外事交流与对外宣传工作。1937年11月，他助力新华社成立了英文部，自此开始向国际社会播报英文新闻。此外，他还频繁为中共中央出版的对外宣传刊物《中国通讯》撰稿。

1944年深秋的某个寒夜，美军观察组的驻地门前突传敲门声，来访者是早已在延安安家的马海德。自美军观察组成员抵达延安以来，他们与马海德迅速建立了友谊。此次马海德在深夜造访，目的在于寻找他的北卡罗来纳州同乡西蒙·希契。目送希契走出观察组的院落，马海德神秘兮兮地告知：“一位老友正欲与你相见，请随我同行，稍作等待，一切自会揭晓。”

令希契感到意外的是，马海德将他引领至毛泽东的窑洞，那里早已等候着中共中央的几位要员。毛泽东开门见山地向希契表达了他的期望，希望他返回美国后，能将朱德总司令的信件转交给美国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

原本，中共的领导人便已洞察美国特使赫尔利偏袒蒋介石，遂决计绕过赫尔利，直接与华盛顿沟通。西蒙·希契上尉作为美军观察组成员中唯一的海军军官，在抵达延安后，其热情与真诚给中共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众人一致认为，希契是最适合担当此秘密使命之人选。多年后，希契父子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发现了朱德将军写给金上将的那封信。这段中美间的秘史虽已远去，但它却记载了马海德在中国革命及对外交往中所扮演的角色。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的那一天晚上，延安沸腾了，人们聚集在一起敲锣打鼓，举着自制的火把游行，欢呼8年抗战的胜利。马海德和美军观察组在一起狂欢，他们都喝醉了。

1946年，马海德参与了在北平成立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该部门由共产党、国民党以及美国三方代表团共同组建。虽然他表面上担任中共代表团的医疗顾问，实则负责对英文翻译的备忘录进行文字上的审核。不久之后，他又以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的医疗顾问身份，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及美国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展开交流，积极争取他们对解放区的援助。

收获爱情

马海德是一位充满活力、热情四溢的个体。在工作之余，他热衷于投身于各种文艺活动，其中唱歌、演戏与跳舞更是他钟爱的娱乐方式。

“这个马海德……”原来，那位“跳加官”的正是美国医生马海德。他身着龙袍，头戴乌纱，脚蹬高底靴，虽然脸上涂抹了浓重的油彩，但那高挺的鼻梁和明亮的眼睛却泄露了他洋人的身份。他口中念念有词，向观众拜年，引得毛泽东及在场观众纷纷捧腹大笑。翌年1月6日，抗日军政大学文工团上演话剧《延安三部曲》，马海德与陈波儿、郑律成等艺术家同台献艺，赢得了观众如潮的掌声。演出结束后，卸妆的马海德对导演袁牧之深鞠一躬，笑容满面地说：“感谢导演发现了我的才华，请多多指教，悉心栽培！”那份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马海德与周苏菲婚照。

让马海德欣喜的是，在延安，他不仅收获了甜蜜的爱情，更与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的学生周苏菲结成了终身的伴侣。这段姻缘，真可谓是天赐良缘。回溯至1939年的冬日，周苏菲因伤风鼻塞，久治不愈，于是前往延安城内的医院求医。恰巧，为她看病的正是那位洋医生马海德。马海德医生不仅医术精湛，更是态度诚恳、热情周到。周苏菲在治疗后，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离去，而马海德医生也被这位东方女性的美所深深吸引。翌日，他亲手写下便条，托人转交于周苏菲，字里行间满是关切，希望她按时服药，早日恢复健康。这份心意，让周苏菲心中暖意融融。

“我们一生一世都不愿分开。”

取得结婚证书的那一刻，马海德立刻拨通了好友路易·艾黎的电话，语气中带着喜悦：“老友，我已步入婚姻的殿堂，麻烦你汇寄200美元。”款项到账后，马海德在城中的一家饭馆设宴，共摆了十桌，每桌十人，毛泽东、周恩来等贵宾均受邀出席，共庆喜事。到了1943年，他们的儿子降临人世，取名为幼马，随母姓周。这桩跨越国界的婚姻，美满幸福，让人称羡不已。

首入中国籍

“我是中国人，非外国专家。”拒绝接受涨薪。马海德曾任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并在政协第六、七届担任常委。1988年9月，国家卫生部授予他“中国卫生事业先驱”的崇高荣誉。

解放之际，周苏菲加盟北京电影制片厂，担任演员一职，并参演了影片《中华儿女》。随后，她转任导演，执导了传记片《无冕女王》。她的儿子幼马，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成长为一位颇有建树的摄影艺术家。周苏菲一家生活美满，其乐融融。

一份安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一份由周苏菲携回美国，安葬于家族墓地；最后一份，则撒在了他人生旅程中熠熠生辉的起点——延安的延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