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开口：九一三最后十分钟

我亲历的“九一三”

康庭梓，副驾256号

执行紧急任务

1971年9月12日，星期日的黎明时分，照常，我该启程返回城中的住所，去探望亲人。那时，我的次子正巧迈入了两岁的年纪。作为飞行员，我们常驻于机场的宿舍，只有在周末的夜晚，我们才被允许回家。我习惯骑着自行车，从西郊的机场一路骑行至和平门的家，然后在星期日的晚餐前再次踏上归途。那时的我尚且年轻，即便骑行一二个小时，也丝毫不觉得疲惫。然而，就在前一天，我们的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找到我，告知我周末将有一项任务，需要我留守值班。当晚，我拨通了家中的电话，告知妻子这个周末无法回家。她早已习惯了我在工作中的生活方式，对我的行踪从不过多询问。

那日，碧空澄澈，暖阳普照。我洗净了毛巾被，悠然地拉了几曲二胡，随后便投入到外语学习的浩瀚海洋。在飞行领域的专业术语上，我已能自如驾驭，那本《三叉戟》飞行手册，更是我翻译的得意之作。

“康庭梓，立即返回宿舍！紧急任务迫在眉睫！”话音方落，我立刻将蒸饺搁置一旁，加快步伐，朝宿舍的方向疾驰而去。

在闲逛中，我见证了机械师李平和潘景寅在办公楼前激烈交谈。随后，李平急忙驱车前往机场。我们的视线相交，他紧迫地告诉我：“中队长，潘副政委指示，必须将油量提升至16吨！”我心中一震，16吨的油量几乎与三叉戟执行北京至广州或成都航班的载油量相当。但在山海关这样的短途飞行，为何要增加如此多的燃油？

我急忙赶回家，无暇深陷沉思。迅速从口袋中掏出我随身携带的航行包，包内装有我必需的洗漱用品。随即，我脱去脚上的凉鞋，换上了皮鞋——操作刹车时，皮鞋是飞行员的必备装备。此外，鉴于当天的天气有些微凉，我还额外添了一件棉毛裤。

步入团值班室，副主任李成昌领航已在一边静候。由于他住得离机场不远，接到电话便迅速出门。潘景寅稍作犹豫后步入了房间，仅手握一个薄薄的文件袋。“需不需要我代为取车？”他的询问简短，面上并无异样。

潘副政委，现有燃油已加满至15吨，而运送燃油的罐车所载燃料已完全用尽。陈联炳坦诚地询问：“为何需要添加如此大量的燃油？”对此疑问，潘景寅没有给予答复，亦未下令派遣新的油罐车进行补给。

所有准备工作均已就绪，我们在机场耐心等候。这架经过精心改装的三叉戟客机内部巧妙地划分为三个独立的舱室。首舱左侧设有舒适的卧榻，右侧则铺设了温馨的沙发，这里是首长专用的私人包厢，并通过隔扇与外界相隔离。中部舱室内摆放着精致的茶几和舒适的沙发，这一区域是专为办公设计的。而更靠后的区域则是常规的座位区，随行的工作人员大多在此安顿。

不久，一辆蓝白交织的伏尔加轿车缓缓驶近，车上下来的正是空军党委办公室的刘沛丰同志，他手中携带了众多物品。然而，汽车突然发力，从飞机的左翼下方飞快掠过，这一幕令我震惊至极。我不禁心生忧虑，如此高速行驶，若不幸发生碰撞，后果将难以预料。

稍作停顿之后，伏尔加列车再次缓缓启动，陆续有乘客从车厢中走出。我立刻辨认出其中一位浓眉大眼的人物，那正是林立果。与他同行的是一位眼镜男士，他面色白皙，气质儒雅，宛如一位谦逊的学者。后来我才了解到，这位先生是林立果的英语翻译，名叫程洪珍。

我最后一次飞行。

伴随林立果而来的，还有两位未满二十岁的少女。她们体态轻盈，眉目如画，身着略显宽松的空军制服，更显出青春的无限活力。

本次专机搭载的贵宾名单中，林立果、刘沛丰、程洪珍等三位尊贵人士，与两位英勇的女兵同行，共构成了五人的精英团队。

19点40分，256号三叉戟客机自西郊机场腾空而起。这是该型号飞机首次正式加入商业航班运营的行列：潘景寅先生担任机长，而我与陈联炳先生并肩作为首席副驾驶。按照惯例，在执行长途航线或是机长由高级领导执掌时，通常会有第二副驾驶一同陪同，以防万一。然而，驾驶舱内并未为第二副驾驶预留专属座位。因此，飞机起飞后，我便在包厢的沙发上稍作休息。不经意间，我瞥了一眼后舱，恰好目睹林立果与刘沛丰隔着茶几低声交谈。在我目光移开之后，林立果瞬间陷入沉默。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他的神色似乎笼罩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沉重。

林立果与林豆豆

历经35分钟的空中航行，飞机于山海关机场平稳降落。当林立果踏上这片土地，他逐一与机组人员握手致谢，神情庄重地补充道：“明日首长将乘坐此航班，我谨代表首长向各位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尽管林立果当时年仅26岁，他却已担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且常以林彪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因此，他的话语在我们听来，显得自然且无丝毫不当之处。

“待我们登上飞机，我们再就航线相关事宜进行深入讨论。”他的这句话让我陷入了沉思。

一辆驶来的油罐车引发了不期而遇的小插曲。我们的三叉戟飞机采用了独特的接头设计，该设计可借助油罐车施加的压力，在机翼下方直接完成加油操作。然而，在山海关机场，油罐车的导管与我方携带的压力接头无法匹配，这使得加油作业遭遇了阻碍。潘景寅在了解情况后表示：“那就不加油了，我们等到明天早上再说。”事实上，尽管强行加油在技术上可行，但这将迫使我们必须像其他飞机那样，站立在机翼之上，揭开加油盖，依靠重力缓慢地进行加油。潘景寅没有坚持己见，我们也就没有再次尝试。简言之，当时飞机上剩余的燃油量约为12吨半，这一数据最终决定了256号飞机的命运。

实则不过五日之前，恰在9月7日，我有幸亲历了一次山海关的空中巡游。尽管此次航班仍被归类为“训练任务”，但当我踏足西郊机场的那一刻，我立刻察觉到了一丝与众不同的气息。在通常的训练航班中，飞机总会停在停机坪上，然而这次，却出乎意料地被引导至了候机厅。此类情形，往往仅会在乘坐专机或执行关键任务时才会发生。

“对此表示歉意，请您稍作等待，我尚有几项事务尚未处理完毕。”后来我才了解到，林立衡遗忘了一双皮鞋，因此需要返回去取。我们便耐心地等候了整整四十分钟，直到她再次登机，飞机这才得以顺利起飞。值得一提的是，林立衡所乘坐的并非专机，而是利用了便机，这种情况在我们部队中并不罕见。当时我们乘坐的是三叉戟252号，而非后来发生事故的三叉戟256号。

9月12日，我们的256机组由九位杰出人才组成：机长潘景寅，第一副驾驶陈联炳，而我则荣幸地担起了第二副驾驶的重任。队伍中还有三位技术精湛的机械师——李平、邰起良与张延奎，领航员李成昌，通讯员陈松鹤，以及无微不至的小魏。在操控飞行、导航、通信直至机械维护的各个环节，每位成员均是不折不扣的三叉戟飞机技术专家。在当时空军界，能与之一较高下的机组屈指可数。然而，我未曾预料到，这次航班竟然成为了我人生中最后一次驾驭蓝天的经历。

巴国进三叉戟

身为河南巩义之子，1959年8月，我正沉浸在高中三年级的学习生活中，成功通过了飞行员选拔的考验。那时，我恰好步入了二十岁的青春岁月。当我紧握着录取通知书时，我正辛勤地在田间劳作。全市共有三名应届高中毕业生脱颖而出，然而，由于身体条件、技术等因素，最终只有我一人得以实现翱翔蓝天的梦想。正式步入部队后，我被分配至涿州的空军第六飞行学院，那时它还被称为第六航空学校。我从驾驶苏制雅克-18初级教练机开始，踏上了歼击机飞行的学习之旅。

康庭梓

1964年，四年的航校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在这段充满挑战的征途中，我们学员们经历了严格的选拔，其中一半的伙伴未能通过考验。最终，我们的两个班级合并成一个新的团队，荣耀地被分配至空军第34师——这支精英之师，肩负着执行国家专机任务的神圣使命。

昔日，跻身专机师行列的精英，无不出身名门，功底深厚。身为学员班班长，我很快脱颖而出，肩负起学习苏制“伊尔-14”先进飞行器的重任。经过一段时间的密集训练，我不仅能够作为副驾驶协助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执行任务，更能够独立担任机长，独立完成飞行任务。完成夜间飞行训练不久，我便荣幸地调入专机师的第100团。作为专机师的主力部队，100团肩负着执行所有重大任务的重任。该团的主力机型为苏制伊尔-18，它是当时最佳且体积最大的专机。每当周总理出访，通常都会选择这一机型。鉴于所执行的是中央领导级别的重任，我们在部队中自然享有特殊地位，宛如一支“御林军”。

1970年代初，我国引进了四架三叉戟战斗机，肩负起这项外交重任的，正是34师副师长潘景寅。归国后，潘景寅亲自领航，成立了三叉戟飞行中队，陈联炳则担纲副职。至于我，当时已身为伊尔-18机队的队长，顺理成章地成为队伍中唯一被挑选接受三叉戟飞行训练的成员。我们齐心协力，共同打造了一支三叉戟飞行中队，我更是有幸被推选为中队队长。随后，我们一同前往广州白云机场，接受了巴基斯坦方面的专业培训。

三叉戟的飞行性能显著优于伊尔-18，其飞行速度甚至可与现今的波音和空客机型相媲美。然而，这一机型也暴露出显著的短板——燃油消耗量巨大。自上世纪90年代起，该型号飞机逐渐从历史舞台上退去。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当时，三叉戟凭借其搭载的尖端涡轮喷气式发动机，以及发动机设置在飞机尾部的设计，不仅实现了极高的速度，同时噪音水平也极低，无疑是一款相当先进的飞机。

在1971年的酷暑盛夏，我国迎来了最后一架交付的256型三叉戟客机，编号为第四号。我亲自率队，携同机组人员与维修专家，赴广州完成了这架飞机的移交庆典。

林彪返京庆国庆。

四架三叉戟客机已成功降落在预定地点，分别编号为250、252、254和256。在这批飞机中，250号与252号属于常规的专机行列，而254号则是江青女士频繁使用的座机。至于256号，其在设备配置和客舱改造方面，相较于其他三架飞机，显得尤为突出。

在“三叉戟”机型尚未飞临我国疆域之际，林彪同志不畏严寒酷暑，始终奔波在京扬、京北戴河与山海关之间的航线上。他倚靠的，是英国制造的“子爵号”专用飞机。当时，我国仅拥有两架这样的“子爵号”。自1967年起，为了保障毛主席的安全，中央作出了重要决策，对乘坐飞机的限制措施随即实施。自此，林副主席的专机任务便上升至至高无上的地位。虽未明确表态，但众人心知肚明，林副主席无疑是驾驶这架256号专机的当然人选。

国庆佳节之际，10月1日的庆祝活动中，林彪的形象始终占据着显要位置。因此，在我内心深处，1971年9月12日派遣的256号专机前往北戴河，其任务便是将他接回北京，以确保他能够参与到国庆盛大的庆典之中。在此之前，我未曾主动向他发出邀请，然而，未曾想，这次看似寻常的飞行，竟然演变成了一条通向死亡的路径……

山海关机场一度是海军航空兵的坚固防御阵地，然而，随着飞行部队与战机的撤离，唯有承担机场警卫、通讯调度、后勤保障等核心职责的工作人员，依旧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在256号飞机降落的那个夜晚，各项任务均与海军部门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协作。鉴于飞机的非凡重要性，海军特地派出排级以上干部负责其安保工作。此外，山海关场站还在停机坪一旁紧急安装了一部场内分机电话，确保了通讯的流畅无阻。

9月12日之夜，我们如约抵达了山海关机场。在飞机的整理过程中，两位年轻的女兵突然返回机舱，各自取回自己的军用挎包后便悄然离去。晚餐时分，时间已过九点，机组人员一同前往食堂，却意外地发现程洪珍以及那两位女兵也在此用餐。程洪珍身旁摆放着一个精致的手提皮箱，而那两位女兵则将刚刚从飞机上取下的军用挎包斜跨在左肩。由于彼此互不相识，我们各自在各自的餐桌旁开始用餐。那两位女孩显得颇为沉默。

位于机场东端的第一间办公室是西郊机场调度室主任李海彬的所在地，他原本在北京工作，却在林彪北戴河之行期间被空军紧急调派至山海关负责调度工作；紧接着是程洪珍的居所；第三间房内配备了三张床，我安排了李平、邰起良和张延奎三位机械师入住；我自己和领航员李成昌合用第四间房；第五间则由陈联炳和陈松鹤使用。潘景寅的加入，使得我们九人机组在机械师的房间中齐聚一堂。依照惯例，飞行结束后我们召开简短的总结会，潘景寅对当天的飞行情况做了简评。小魏对自己不小心打翻茶杯的小失误进行了反思。在讨论次日飞行计划时，我忍不住插话询问：“航线尚未确定，明天的气象观测有何安排？”他回答：“不必过分担忧，空军航行局已经全面负责，我们只需遵照他们的调度。”最终，潘景寅发布指令：“明天早上6点起床，6点半用餐，然后迅速赶往机场，确保飞机准备就绪，随时待命。”

夜幕低垂，我于将近十一点时沉入了梦乡。床铺紧挨着窗户，而这窗户与机械师们的居所相隔不过咫尺。九月山海关的夜晚，寒意渐起，我在睡前特意将窗户紧闭。然而，在梦乡中，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突然响起，李海彬在门外高声呼喊：“首长已经抵达！速速起床！”紧接着，隔壁的房门也被猛烈地敲打。我立刻从床上跃起，点亮了电灯，李成昌也迅速起身。我们二人迅速穿戴整齐。就在我穿上第二只皮鞋之际，一声震耳欲聋的“轰——”响彻耳畔，那是我所熟悉的三叉戟发动机的轰鸣。我心中更加焦虑，连鞋带都来不及系紧，衣扣也未曾扣好，只提着包裹便朝着机场飞奔而去。

1971年9月13日0时32分

在夜幕的笼罩下，招待所外边的灯光映照下，我瞥见副驾驶陈联炳与通讯员陈松鹤正匆忙地朝我们这边奔来。当我们路过林立果与程洪珍的房间时，依稀可见他站在门口，双手紧紧握着衣兜，目光空洞地凝视着我们飞快地向停机坪的方向跑去。

凝视着那片停机坪，256号客机在炫目的灯光照耀下，显得格外突出。我们四人尚未踏入机舱，飞机却已乘风破浪，离地升空。心中涌起一股疑惑，我急切地加紧脚步，朝着停机坪的方向奔去。

在山海关机场的明亮灯火下，整个机场如同白昼般清晰可见。我的目光紧随256号飞机，它灵活地穿梭于空间，正缓缓驶向跑道。在这深夜的静谧中，发动机的轰鸣声显得格外响亮。与此同时，海军的地面人员也迅速赶到，我们并肩站立，共同凝望着那架飞机，一时间竟无言以对。

在一片混乱的漩涡中，一队人影宛如幽灵，从夜幕的深处悄然浮现。一辆满载全副武装陆军士兵的卡车，如同磐石般稳稳地停在停机坪的正中央。一名士兵跳下车，紧握着手中的步枪，一声“开火”的命令脱口而出，而与此同时，另一名士兵高声呼喊：“严禁开火！”我清晰地听到了枪声的余音在耳边回荡。人声鼎沸，汽车引擎的轰鸣与飞机的轰隆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片喧嚣的噪音。就在卡车抵达的同时，一辆吉普车也在距离我仅有数步之遥的地方突然停下。一位年约四十岁的陆军军官迅速跳下车，一看到我身穿飞行员制服，立刻认出了我的身份。他左手紧紧握住我的右臂，右手紧握手枪，对准正在滑行的飞机，带着浓厚的山东口音，焦急万分地大声喊道：“你，你……快把飞机停住！”

我内心充满了不安，迫切地追问：“这飞机上究竟是谁？”但对方只是沉默以对，不断重申：“绝不能让这飞机起飞，你必须予以制止！”我注意到旁边的吉普车，灵感瞬间迸发：“你为何选择带我离开？为何不直接驾车到跑道上去阻止它，使其无法升空？”他未加思索便跃上吉普，但飞机已经驶入跑道，引擎轰鸣。在短短的几十秒内，飞机便划破夜空，消失在机场西南方的夜幕之中……

喧嚣声渐渐淡去，机场随即被一片静谧所笼罩。我身旁的领航副主任李成昌，依旧保持着那份职业性的警觉，不经意间抬起手腕，目光紧盯着指针：1971年9月13日的凌晨零点三十二分。

心绪平定之后，我迫切想要了解飞机上乘客的构成情况。还没来得及召唤其他三名机组同事，我便转身前往，打算向调度室主任李海彬询问详细信息。途中偶遇服务员小魏，她正手捧两壶热水，见到我，她好奇地问道：“这飞机怎么这么快就起飞了？我都还没来得及去取热水呢！”

手捧魏递来的水壶，我们并肩向调度室进发。推开门，我还没来得及走近，便高声询问：“飞机上都有谁？”李海彬立刻回答：“潘景寅和三名技术人员。”话音刚落，我和魏便朝着调度室的方向疾跑。抵达后，只见8341部队林彪警卫连的成员已将调度室严密包围，他们手持枪械，全副武装。然而，当我们报出身份，说明自己是机组人员后，那些手持枪械的士兵并没有阻止我们。

“快报告，'老虎'与叶群联手，竟然劫持了首长！”这消息在指挥中心内迅速传开，在场所有人无不耳闻。我们心知肚明，“老虎”即林立果的代号，难道林立果与叶群合谋，企图绑架林彪？

在调度室的中央，一张由玻璃精心呵护的巨幅地图平铺于桌面之上。一位标图员正戴着耳机，全神贯注地聆听雷达员的实时汇报，与此同时，他手持红笔，在玻璃板上细致入微地勾勒出飞行轨迹。我们机组的其他五名成员紧挨着地图，紧张而专注地审视着每一个细节。片刻之后，标图员缓缓放下手中的笔，起身摘下耳机，声音沉稳而专业地说道：“雷达员报告，256号飞机的信号已从雷达显示屏上消失。”随着他话语的落幕，离飞机起飞的时间仅剩下14分钟。

油量有限，航程受限。

自塔楼之行归来，我们重返招待所调度室主任李海彬的居所。未料，一名陆军军官急匆匆地闯入室内，他站在房间的中央，身体微蹲，手中紧握数支“五九式”小手枪，动作熟练地逐一卸下了枪膛中的弹药。这些手枪是从林立果、程洪珍以及两位少女身上搜获的，目前三人正被妥善监管。

实际上，程洪珍随身携带的小巧皮箱里，隐蔽地藏有四支五九式手枪，这不禁让她心中涌起一丝忐忑。那位年轻女子曾向我直言不讳，程洪珍曾将她与另一名女孩秘密召集到密室，分别将一支手枪交付她们，并严肃地叮嘱：“无论遇到何种变故，我们都要严守林副部长（林立果）的号令。”由于两人无法携带手枪，她们只得返回飞机，取回各自的军用挎包，并将手枪谨慎地藏入其中，各自肩负起一把。

反思之际，方明白程洪珍在256航班起飞的前一夜，紧急接到周宇驰从京城打来的紧迫电话，催促他立刻离开。程洪珍追问道：“目的地是何方？”周宇驰只是简短回应：“立刻随他们行动！”程洪珍随即感到困惑，站在那里犹豫不决。事实上，他还有充裕的时间登机。在我们匆忙赶往机场的过程中，程洪珍站在宿舍门口，将准备好的手枪稳妥地插回腰间。

喧嚣渐散，山海关机场重归寂静，8341部队的成员们逐一离去。但我们的内心依旧波涛汹涌。五位同伴自发聚集到机务人员的宿舍，试图探寻真相。宿舍内，两床被褥随意堆叠，而第三床却整整齐齐地铺在床上，指尖触摸间，仍能感受到那份余温。我们彼此无言，只是静默地坐着，凝视着手中的时钟——心中明白，飞机仅剩12.5吨燃油，这有限资源能将我们带往何方？飞行时间最多只能维持两小时，即便不愿降落，最终也难逃迫降的命运。

资讯如涌动的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我们亦逐渐厘清了众多细节。那一晚，潘景寅并未回到自己的卧房就寝，而是决定留在李海彬的调度室内。程洪珍也无法入眠，三人便聚在一起，欢声笑语，谈得颇为投机。

潘景寅

9月13日凌晨零点零五分左右，潘景寅骤然接到一通紧急电话。他即刻下令，让李海彬着手为油车补充燃料。正当李海彬着手联络加油车之际，潘景寅步出调度室，首先抵达程洪珍的房门，接着经过我们的住所，径直来到三位机械师的宿舍，逐一将他们唤醒，一同紧急赶往机场。我的房间与机械师们的宿舍仅一墙之隔，我向来睡眠浅薄，室内灯光一照便难以入睡。然而，当三位机械师起身离去时，我却浑然不觉有任何声响。

三位机械师抵达机场时，油罐车尚未露面。在这段短暂的等待期间，他们迅速投入到飞行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不久，油罐车缓缓驶至，其中一位机械师立即攀上机翼，开始为飞机加注燃油。就在这时，一辆黑色红旗轿车仿佛闪电般从夜幕笼罩的停机坪外围疾驰而来，最终在飞机左侧后方紧急刹车，稳稳停下。那时，正是午夜零点二十二分。

此乃林彪的专用座驾，潘景寅随即驾车驶向停机坪。从调度室至停机坪仅有五十米之遥，抵达后，他径直步入机舱。在拨打电话并通知机械师登机的过程中，大约有十几分钟的空闲时间，然而，潘景寅并未唤醒我们其余的五名机组人员。据我观察，他似乎是有意让我们留在原地未动。

在众多针对“九一三事件”的评论文章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林立果犯下的最严重失误，在于将副驾驶、领航员和通讯员等关键角色排除在外，而选择了机械师作为同伴。然而，这种观点实则是一种误解。机械师在飞机的运行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掌握着飞机舱门的钥匙，并且加油作业也离不开他们的协助。在飞机起飞前的众多复杂程序中，没有机械师的支持，这些操作根本无法顺利进行。

不久，我自海军地面人员处获悉，林彪的红旗轿车缓缓驶至停下，首先跃出车门的，是叶群。她语气急促地宣称：“有人图谋对林副主席不利，事态紧急，刻不容缓，必须立刻让油罐车撤离，我们必须立刻启程！”她高声呼喊：“誓死捍卫林副统帅！”话音刚落，林彪亦步出车门。

在三叉戟客机的前部舱门旁，安置了一根柔软的梯子，其两侧巧妙地焊接了粗壮的铁管。随着乘客们陆续步出机舱，他们纷纷踏上这架梯子，或攀或降，往返其间，直至顺利登机。

邰起良，机械师一名，目睹林彪抵达现场，却未见其余五名机组人员，内心不禁疑惑。他迅速抓起备用内部通讯设备，向调度室主任李海彬求助：“首长已至，为何机组人员仍无踪迹？”李海彬接到电话，同样感到惊讶，立刻赶到我们房门前，敲响门扉。

昔日，执行拦截任务者，亦含山海关机场场站的参谋长。彼夜9月12日，深夜时分，他接到一道禁飞256号飞机的严令，即刻驰赴机场，至飞机之下。然遗憾之余，他未与潘景寅相逢，却意外目睹邰起良正忙碌于电话交谈。当参谋长将禁飞256号飞机的命令传达于机械师邰起良之际，邰起良紧锁眉头，驻足原地，显出几分茫然失措。就在这一刻，林立果阔步至电话机旁，催促邰起良速速登机。邰起良行进间频频回望，似乎期盼我们及时现身。遗憾的是，我们未能及时抵达，他最终成为倒数第二位登机者。

林立果最后登机。

叶群已步入机舱，却依旧将头探出驾驶舱的舷窗，声音响亮地呼喊：“油车，请让道，我们即刻起飞！”她的声音刚落，油车司机顿生犹豫，车辆随即缓缓倒退。而飞机似乎急不可耐，立刻发动引擎，开始滑行。不幸的是，飞机右翼尖上的红色航行灯意外地擦碰了油车顶部，灯罩碎片应声而飞，散落在了停机坪上。

九一三事件涉及两架飞机。

1971年所发生的“九一三事件”实际上牵涉到两架飞行器。除了三叉戟256号之外，另一架便是被周宇驰所劫持的3685号直升机。然而，多年来，关于这架直升机的记载和描述，公众所知甚少。

恰巧的是，那位曾亲历直升机事件的陈士印，竟是我的往日同窗。追溯至1964年7月，我们同被派遣至34师服役。陈士印后转至新成立的四团，从此开始了驾驶直升机的生涯。1967年，空军引进了源自法国的“云雀”直升机，他立刻投身于对新机型的学习。不久，他晋升为飞行副大队长，当时他年仅不足三十岁。

1971年春，空军参谋长胡萍特地造访了直升机团专机师的副师长，转达了空军首长（林彪）的指示：须在首长身边挑选一名直升机飞行员进行重点培养。这位即将接受直升机驾驶训练的飞行员，便是周宇驰。尽管周宇驰在空军内部仅任司令部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但他与林立果的密切关系，却是众所周知。于是，副师长亲自指导周宇驰学习驾驶性能更为先进的云雀直升机。与此同时，副大队长陈士印肩负重任，担任此次飞行训练的指挥官，也借此机会与周宇驰结识并深入交往。

9月13日凌晨一时许，陈士印正沉浸在甜美的梦乡之中，忽被周宇驰的电话铃声从睡梦中唤醒。周宇驰指示他搭乘由新野驾驶的车辆，前往空军指挥学院内的一座不起眼的小楼。抵达后，周宇驰递给陈士印一张16开大小的白纸，纸上用红铅笔歪歪扭扭地书写了几行字：“遵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执行。”落款处，署名“林彪九月八日”。这张纸上既无红头文件，亦无公章。周宇驰向陈士印传达了一项至关重要的使命，命令他驾驶直升机前往北戴河，为林彪运送文件。

周宇驰、于新野与李伟信三人迅速收拾完毕办公室的杂物，紧接着，他们便匆匆与陈士印会合，一同赶往沙河机场。鉴于他们久未操控直-5型直升机，陈士印不禁心生忧虑，因此特意邀请了另一位经验丰富的直升机飞行员陈修文加入此次飞行任务。

周宇驰紧握住林彪递来的手令，巧妙地迷惑了机械师，使得他打开了直升机的大门。随后，他又骗取了汽车连连长的信任，为3685号飞机加注了足够的燃料。更令人惊叹的是，他甚至欺骗了调度长，通过场站调度室的值班员，让直升机得以平稳升空。凌晨3点15分，3685号直升机冲破云层，直上云霄。然而，就在这一刻，周恩来总理已通过坚守在空军总部的李德生将军，向全国发布了“禁空令”。一时间，众多机场的歼击机纷纷起飞，誓要拦截3685号直升机。

陈士印与陈修文对此一无所知。直-5型飞机的驾驶舱空间颇为狭小，仅能容纳三名乘员。陈修文占据了左侧的主驾驶位置，而陈士印则落座于右侧的副驾驶席。周宇驰则坐在陈士印的背后。他迅速关闭了通信设备，紧接着又娴熟地熄灭了航行灯以及机舱内的所有灯光，以此凸显任务的极端机密性，并确保飞行全程的极致静谧。

周宇驰展示伊尔库茨克航线。

3685号直升机升空后，周宇驰向机组人员指示了前往张家口的航线。机组人员对此表示疑惑，询问目的地是否应为北戴河。周宇驰意识到真相必须被揭露，便出示了一张从北京出发，经乌兰巴托至伊尔库茨克的飞行路线图，并指示机组调整航向，直飞乌兰巴托。陈士印事后表示，当时他们对于复杂的政治形势理解有限，认为周宇驰的行动像是“高举红旗反红旗”，似乎有逃亡之意，这让他们感到难以置信。因此，在飞行过程中，他们一边思考应对之策，一边继续执行飞行任务。

实际上，编号3685的飞机当时正处在地面雷达的严密监控之下，张家口机场已经调集了8架歼击机随时待命。陈士印回忆道，他与陈修文朦胧地瞥见了飞机周围掠过的几架小型飞机，随即向周宇驰汇报了有飞机试图实施拦截的消息。周宇驰立刻探出头去查看，飞行员则趁机迅速将飞机航向表转动180度，灵活地操控飞机进行反向转弯。紧接着，直升机开始掉头返航。大约在凌晨4点50分，飞机抵达官厅水库上空，北京城的灯光轮廓在夜幕中若隐若现。周宇驰立刻察觉到自己陷入了圈套，顿时陷入慌乱之中，先是拔出手枪，意图与飞行员搏斗，随后又命令他们向钓鱼台国宾馆发动攻击。飞行员回应称，钓鱼台周围部署了密集的高射炮，飞机一旦靠近便可能被击落。

在与周宇驰周旋的同时，他们悄无声息地调整了飞行高度，意图在这片他们熟门熟路的西郊机场降落。然而，周宇驰的狂热干预使得这些精心策划的行动最终未能达成预期。

彼时，我们的专机师长彻夜未眠，正忙于西郊机场，紧急部署对三叉戟的处理事宜。直升机返航途中，他即刻投入到地面处置工作的策划之中。尽管一切准备工作已井然有序，但直升机却在未及着陆的瞬间，再次拔地而起，化作天际一抹流云。抵达沙河时，情况依旧，它未曾触及地面，再次腾空而去。

直升机缓缓上升，直至掠过怀柔的上空，晨曦的阳光已洒满大地。怀柔，这片我们屡次训练的故土，地形对于我们而言，已是熟门熟路。陈士印指向沙峪河滩上的一块开阔地带，示意直升机降低飞行高度。经过三个小时的空中行进，周宇驰亦深知油量所剩无几，不足以跨越国境线，因此并未对降落做出任何指示。

在高度降至约80米之际，陈修文猛然转向右侧，企图从周宇驰手中夺得枪支，但不幸在短兵相接中胸部中弹。目睹这一幕的陈士印，正忙于操纵飞机平稳降落，听到枪响，目睹陈修文受伤，他立即本能地举起左手自我保护，并大声斥问：“为何射击？”飞机随即陷入失控状态，但在陈士印高超的操控技巧下，成功控制了直升机，实际保护了大量重要资料。

飞机缓缓降落，新野与李伟信紧随其后，沿着舷梯匆忙踏入机舱。目光所及，陈修文正倚靠在座椅上，显然正陷入一场激烈的争执。新野立刻将枪口对准陈士印，准备扣动扳机。陈士印事后回忆，他透过眼角的余光察觉到有人登机，便立刻向右前方匍匐倒地。就在这瞬息万变的时刻，周宇驰的两只手紧紧抓住了他的肩膀。陈士印刚一趴下，枪声便立刻响起，新野的子弹精准地击中了周宇驰的手腕。周宇驰痛呼：“我中枪了！”陈士印趁此混乱，猛地推开右侧舱门，迅速逃离了现场。

“切莫将我背负，机舱内尚存……”然而，民兵们迅速抵达飞机旁，在搜寻陈修文的过程中，他已命悬一线。

来到村庄生产大队部，陈士印通过电话顺利地与身处西郊机场的胡萍取得了联系。胡萍叮嘱他原地待命。在大队部，陈士印耐心地等候了数个小时，直至正午时分，部队派遣的车辆终于将他接走。

陈士印跑了后，于新野和李伟信架着受伤的周宇驰从飞机上爬下来，跑到一处玉米地里，周宇驰与于新野、李伟信相约自杀。3个人都掏出手枪，周宇驰、于新野倒下了，而李伟信冲天打了一枪，活了下来。

我们失去自由

陈士印自被押解至京城的彼时，便深陷于一场长达11年的拘留与审查的漩涡之中，直至他重返沈阳的故土。自那之后，他对于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往始终缄口不言。以老同学、老战友的身份，我屡次造访，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触动了他沉封的情感，使他愿意敞开心扉，重新回忆那段被时光尘封的往事。编号3685的那架直升机，依旧静静地陈列在沙河的航空俱乐部内，我们特地前往那里，我在它面前为陈士印留下了一张宝贵的照片。那件曾因子弹洞穿而留下四道痕迹的飞行制服，也依旧完好无损地保存着。

那一晚，于山海关之地，尽管仅是片刻的宁静得以降临，但一段惊心动魄的遭遇使得剩余的五人再难入眠。我们围坐一室，对白日的种种细节进行了反复琢磨，力图从中探寻出任何不寻常之处。随着晨曦的第一缕光芒悄然降临，我们的思绪依旧如一团乱麻，纷扰不已。

“怎么会发生飞机起飞而你们却滞留此处的情况？这简直不可思议！”经过我们详尽的说明，他才渐渐接受我们的说法，对这一反常现象感到极为惊讶。

午时已至，我们正就汇报的事宜进行着热烈讨论，忽然，场站同事的通知打破了会议室的宁静：中午的餐食无需我们亲自前往空勤食堂，而是由海军的同事们直接将午餐送至招待所。这一消息传来，我们不由得在原地愣住了。环顾四周，岗哨已遍布四周。我心中猛然一震，立刻意识到，我们的行动自由已被无形的锁链所紧紧束缚。

9月14日的午后，我们五人机组成员与程洪珍女士及两位少女结伴，各自乘坐一辆吉普车，车内还配备了两位海军随员。我们一同踏上了前往北京的列车之旅。抵达北京站后，我们再次分别乘坐吉普车，从站台直接驶出，沿着宽阔明亮的长安大道，疾驰前行。

踏入海军司令部后花园的私人接待区域，我们各自被安排到了独立的居所，并受到了严格的监视。监视我们的海军官兵似乎对眼前的情况也感到困惑。我至今记忆犹新，有人曾将我带至一座废弃的仓库，并提问：“究竟山海关发生了什么？”到了9月19日，我们再次被一辆高档轿车运送至北京西山地区的军区政治部招待所。那时，由纪登奎领导，公安部部长李震指挥的“中央专案组”已正式组建完成。

数日孤囚之后，一个静谧的夜晚，我们突然被紧急召集至一间隐蔽的密室。步入其中，映入眼帘的是纪登奎，他态度和蔼，仿佛在进行一场轻松的对话，耐心地询问着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们讲述完毕，他轻描淡写地评论道：“林彪急于篡夺权力，急于求成，不慎在温都尔汗遭遇空难，机毁人亡！”至此，我才恍然大悟，意识到那架飞机上的同仁命运竟如此凄凉，整个事件也因此有了明确的定性。一时间，我心中波澜起伏，既对事件的残酷感到震惊，又为自身的侥幸逃脱而庆幸，同时也深感惊悚。

总体而言，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对我们的态度尚可称得上友好，但在执行措施时却显得格外严厉。为了防止我们采取极端行为，我们在刮胡子时被迫只能使用推子，而不能使用刮胡刀；窗户被严密封堵，并用木板加固，旨在确保我们与外界完全隔绝。北京军区精心挑选了排级以上干部轮换值班，全天24小时对我们进行严密监控，即便是如厕时，房门也必须保持开启。尽管夜晚我们可以熄灯休息，但看守人员仍需坐在一旁，警惕的目光不容有丝毫松懈。

与陈联炳同处一室，我们却常日无言相对，各自蜷缩身躯，目光投向天花板，各自沉浸在心底的思绪之海。那时，我最牵挂在心的，是我那独自育儿的妻子，以及身患重病的老母。我忧虑她或许至今仍不知我的去向，必定会疯狂般四处奔走，不遗余力地寻找我的踪迹。

随着11月的脚步悄无声息地来临，气温也随之显著降低。尽管我们仍身着离家时的那件单薄的布工作服，我们还是向专案组提出了一项请求：希望能够为每位成员的家中带回御寒的衣物。所幸，专案组对我们的请求表示了同意，并未予以拒绝。

实则，我们亦怀抱着相同的愿景，渴望以此行动向亲人展示，我们仍在这世间。回首往昔，这样的举措显得格外迫切而必要。

有人称我们为兄弟。

在那段“九一三”事件降临的悲痛时刻，我心爱的人仅知我因公务外出。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她并未见到我归来，于是她不止一次地拨通部队的电话，急切地询问我的行踪。然而，得到的答复始终是模糊不清的“出差未归”。直至10月7日，在工厂中，她听到了关于“九一三事件”的中央文件传达，顿时震惊至极。文件中并未透露任何机组人员的生还信息，因此她坚信我已经离世。她后来向我透露，那天她几乎无法支撑着自己从工厂步行至家的路。直至冬日降临，有人来取走我的棉衣，她才惊讶地得知，我竟然奇迹般地还活着。

紧接着，众妻子们急忙拨通一串串电话号码，急切地想要探查我的下落。但无人敢于向她透露我的确切方位，实际上，即便他们，对于我的行踪也是茫然不知。

紧握着那件棉衣，我迫不及待地从头到尾仔细查看，期望从中寻觅到妻子留下的哪怕一丝痕迹，却一无所获——直到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在我收到它之前，它或许已经历过无数好奇之手的翻阅。然而，紧接着，我的震惊达到了顶点：我们衣领上的领章竟然全部被撕毁，这无情地昭示，我们不再只是“同志”，而是沦为了众人唾弃的“叛徒”！

在陆军士兵的“护送”之下，我们数名机组人员得以在楼下自由行动，或是前往小卖部选购日常所需。直至邂逅胡萍与陈士印，方才恍然大悟：原来与“九一三”那晚的飞行任务紧密相关的人员，竟全都被拘禁于此。

在中央专案组中度过了数月时光之后，他们最终判定我们并未存在重大问题。随着春节的日益临近，专案组宣布批准我们返家，与亲人共度佳节。于是，我们再次被送回空军。当我们重返西郊机场，实际上预示着新一轮的审查即将拉开序幕。我们每个人都被单独关押在自己的房间里，开始着手撰写交代材料。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开始有意识地为自己日后的生活保留相关资料。每当交代材料撰写完毕，我便会用铅笔在另一张纸上静静地记录下整个事件的发展脉络。

“然而，文件中并未对此有所记载！”对方试图辩解：“纵然中央文件未曾提及，但在河南的文件中，却有着明确记载。”我的母亲身体向来孱弱，多病缠身，我的不幸遭遇无疑加重了她的疾苦，以至于在我重获自由之前，她已经与世长辞。经过严格的审查，最终我被判定为“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1976年，我们无奈地画上了飞行生涯的句点，被迫转型，离开了深爱的北京。那份不甘和对蓝天的眷恋，始终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当时，三叉戟飞机正急需补充人手，我毫不犹豫地寄去了一封充满恳切的信，希望能得到留下来的机会。然而，我的请求似乎石沉大海，音信全无。考虑到我的爱人和孩子已在京城安顿，我坚决要求就近安置。但河北省的规定却让人无奈，规定就近安置的人员必须被分配到张家口最贫困的地区。最终，我来到了张家口怀涞县，在一所拖拉机工厂担任了车间指导员的职务。

拖拉机厂设施简陋得令人惊讶，竟然连一道围墙也未设来围蔽，工人们在下班后各自散去，而我则孤身一人留在那里。我心中明白，自力更生，便是我能给予这个家最大的孝道。在工厂那艰苦的环境中，我自学裁剪技术，将旧衣拆分，按照书籍上的指示绘制纸样，再将其贴于布料之上，亲手制作衣物。每逢周末，我常站在衣摊前，整日驻足，只为一睹裁缝们裁剪衣物的技艺。那时，工厂发放的白手套总有些许剩余，我便拆解它们，掺入白线，于夜深人静之时，独自守着孤灯，紧闭门窗，在微弱的灯光下，我这个壮汉笨拙地拿起粗大的棒针，开始学习编织。最终，我为自己织了一条线裤，也为孩子织了一件线背心。那双手曾紧握过飞机的驾驶杆，如今却在此一针一线地编织着生活的希望……

命运共改者

1980年底，在工厂的单身宿舍里，借着昏暗的灯光，我读着《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久久不愿放下。那是1980年11月24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就当前国内外一些重要问题邓小平答美国记者问》。

邓小平在答美国记者问时，谈到林彪外逃乘坐的那架三叉戟飞机失事的原因，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虽然是很简短的几句话，却让我热泪盈眶。这时，我已经被驱逐出北京4年了。

1982年，中央政府发布了一项重大文件，其中明文规定，对于“九一三事件”中涉及的所有团级以下干部，将不再作出任何结论。换句话说，这段历史在档案中将被抹去，仿佛未曾发生，至少不会留下任何污点。然而，停飞与转业的现实却不容逆转。当时，我们部队中大约有六十多位干部因与该事件有关而接受了审查，其中几乎所有与飞行相关的人员都被迫停飞，并且从此再未重返飞行岗位。我们的师长时念堂当时年仅四十余岁，在“九一三事件”爆发时，他刚刚从阿尔巴尼亚归来，对此事一无所知。然而，他首先被拘禁于学习班，随后又被送往山西农场，总共被拘禁了长达11年，职位也从正师长降至正团级。尽管他曾是1943年入伍的老兵，并且荣获过抗战纪念勋章，但时至今日，他仍旧只能享受到正团级的退休待遇。

1984年，鉴于我们相隔两地的实际情况，在电子管厂和四机部的协助下，我的妻子为我成功争取到了一个调回北京的指标。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终于重返那座我深爱的京城。自那以后，我便在业余时间遍访往昔的校友与旧友，希望能为那段我们共同度过的时光，留下珍贵的回忆。

机组成员之一的副驾驶陈联炳，携妻子与年幼的儿子重返故里安徽，而他的长女，已步入职场，却孤身一人在繁华的京城坚守。陈联炳在军旅生涯中，曾浴血奋战于抗美援朝的烽火之中，随后脱颖而出，投身空军，于祖国辽阔的天际自由翱翔。多年来，他走遍了大江南北，然而，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却迫使他不得不与心爱的飞行事业挥手告别。

通讯官兼团部通讯副主任陈松鹤，携家人重返浙江省的故土。尽管他的爱人及两位儿子仍驻足杭州，陈松鹤本人却已抵达县卫生院，肩负起支部书记的重任。然而，在那片土地上，他过往娴熟的英语空中交流技巧，却鲜有施展的机遇。

李成昌，一位卓越的领航专家，随后被委派至上海自行车厂的供销部门工作。他的妻子，曾是新中国首批女飞行员中的佼佼者。在“九一三事件”爆发之际，她无奈中断了飞行生涯。数年后，她卸下了军装，转至上海民航局，有幸再次握紧了操纵杆。如此，他们一家四口得以在上海重聚。在我们这个集体中，李成昌的境遇无疑是相当优越的。

小魏姑娘最初被派往农场进行劳作，不久后，她又被调往西郊机场的卫生队担任服务。在完成复员手续后，她毅然投身于一家报社的印刷厂，成为一名恪尽职守的排字工，这一岗位她坚守了整整8年。与此同时，对于乘坐256号三叉戟的4名机组人员而言，他们所遭遇的家庭悲剧愈发沉重。其中，年仅二十余岁的机械师张延奎在事故中不幸遇难，彼时他刚刚步入婚姻的殿堂，而他的妻子正怀着他们即将到来的第一个孩子。张延奎并非256号飞机的原定机械师，他只是因原机械师因事短暂离岗，且其居住在城市，这才临时接替了这一职位。然而，这场不幸的意外让他成为了无辜的牺牲者。

邰起良不幸去世后，他的妻子便独自肩负起抚养两个女儿的重任，生活变得异常艰难。往昔，她曾是光彩夺目的大学生，这一巨变对她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她的健康状况也随之急转直下。在我后来与邰起良的家人取得联系时，她已经离开了人世。邰起良的女儿向我透露，每当电影中展示飞机的画面，她的母亲便会坚决禁止全家人观看，这一细节充分展现了她在精神上所承受的巨大折磨。

天津机械师李平的家庭迎来了第三个新生命的喜悦。然而，不幸的是，李平在离世前，其妻子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他在部队的储蓄存折不翼而飞。部队立即启动了调查程序，储蓄所的工作人员透露，一名手臂汗毛浓密、戴着口罩的魁梧男子，将存折中的全部款项取走。经过深入调查，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这名擅自领取存款的人竟然是李平的同乡。此人在地方工作，曾是李平的同事，两人曾在军中并肩作战，更在同一单位负责维护同一型号的飞机，可以说是情同手足的战友。然而，李平不幸离世后，此人却为了私利，侵吞了李平微薄的积蓄。最终，该人也受到了部队的严肃处理。

家属获“军人病故通知书”。

整个事件中最关键的人物当然是机长潘景寅了。潘景寅个子高大，性格非常内向，不善表达。他是一名优秀的飞行员，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许多国家领导人开过专机，当时只有40多岁。武汉“七二O事件”，毛泽东临时从武汉飞上海，正好赶上潘景寅的飞机，当他知道毛泽东上他的飞机时，兴奋地跑去找团长汇报此事，激动得脸通红，话都说不出来。潘景寅非常热爱飞行事业，他给3个孩子分别起名为鹜、鹭、鹏，我想也寄托着他对蓝天的一片炽热之情。

265号三叉戟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短短4分钟后便向南西疾行，随即逐步调整航向，历经3至4分钟的等待，航向终于稳定在270度，直指京城西部。紧接着，又过了3至4分钟，航向再次调整为310度，向西北方进发。之后，它不断转向，直至达到345度，最终锁定在325度左右。值得一提的是，此类转向动作通常仅需2分钟即可完成，然而潘景寅却花费了近20分钟。

鉴于潘景寅屡次展现出鼓舞人心的言辞，我猜想他或许自始至终便对前往广州的使命有着清晰的认识。显然，他也曾深陷于被欺骗的困境，误信了某些人意图对“林副统帅”造成伤害，这使得他立下了全力以赴保护林彪的坚定决心。然而，在飞行途中，当得知林立果等人意图叛逃的消息后，他毅然决然地拒绝了继续执行任务。这仅是我个人的推测，而真正的真相仍需等待飞机的黑匣子揭开。

回到北京后，我也辗转找到了潘景寅的子女们。他们告诉我，父亲出事后，母亲带着3个孩子艰难地生活着。潘景寅的爱人看到邓小平的谈话后，她和孩子们拿着这张报纸找信访部门跑了整整一年。1981年，他们和3名机械师家属接到一份“革命军人病故通知书”。潘景寅的老伴起初还嘀咕：怎么算是“病故”呢？应该算“因公殉职”吧！但最终也还是签了字。

潘景寅的子女们，曾委托一位远赴蒙古的出差友朋，代为采集了数片碎片与泥土。自潘夫人离世之后，他们便在昌平为双亲寻觅了一处安息之地，并精心筹备了合葬典礼。当时，他们恳请我执笔撰写碑文，然而时至今日，我仍旧未悉那篇碑文是否已被妥善使用。

每年的9月13日，我对《参考消息》的报道格外关注。记得2002年，该报曾报道了一则与黑匣子录音相关的新闻，录音中包含了争执声。据此推测，这场争执的双方可能是哪两位？目前，这个黑匣子依然存放在俄罗斯，作为揭示256号航班空中状况的唯一实物证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自吾儿降临人世，我赋予他名为“飞”的名字，这个名字承载着我们对自由翱翔的向往，以及对广袤蓝天的无限眷恋。这份情感，非同凡响，常人往往难以共鸣。然而，每当追忆往昔，我最深刻的遗憾与痛楚，莫过于当年未曾在我挚爱的飞机旁，留下几张定格岁月的宝贵合影……

偶尔，一种压抑的情绪会袭上心头，我们历经无数选拔，终于崭露头角。正当我的人生道路如同日中天，却不幸遭遇了这样的转折。起初，我们投身于飞行事业，已做好了全力以赴的准备。然而，未曾料想，我们的航程竟然以如此出乎意料的结局收场。

康庭梓

在最艰难的时刻，我时常缅怀那些在温都尔汗英勇捐躯的战友。他们在荒芜的异国土地上长眠，与之相较，我实在难以找到任何抱怨的借口。“九一三”事件至今已经过去了三十九载春秋，曾经的见证者胡萍、陈联炳也已离我们远去。当年我尚且年轻，仅三十二岁，而如今我已步入七十一岁的暮年。经过十余年的坚持调查与走访，自1997年起，我着手创作《亲历9·13事件》。如今，这部总计40万字的著作终于完成。亲眼见证这本书的顺利出版，并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这便是我此刻最大的心愿。

惜别康庭梓

作者 张聿温

在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中，林彪座机的机长与三名机械师毅然决然地发动了飞机，而将包括第一副驾驶、第二副驾驶、领航员、通讯员和服务员在内的五名机组成员留在了地面。令人震惊的是，这五位机组人员竟奇迹般地幸存于这场事件。在这批幸存者中，第二副驾驶的名字叫康庭梓。

康庭梓满怀激情地创作了《真相：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一书，一经出版便在广大读者心中引发了深远的共鸣。与此同时，他陆续撰写的多篇关于“九一三”事件的文稿，亦在报刊与网络平台上广泛传播。因而，他的名字已经响彻众多人的耳畔，成为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显赫存在。

康庭梓于去年疫情期间不幸离世。

闻讯惊愕，痛惜！

康庭梓先生，于1939年岁末在河南省巩县，今之巩义市康店镇，降生人间。1959年炎炎夏日，高中毕业的他，凭借卓越的才华脱颖而出，经空军特招，毅然决然地投身飞行员行列，继而又进入空军第六航校，专心致志地研究飞机驾驶技术。1964年酷暑时节，他荣耀地被分配至空军专机师，此后，历任飞行员、飞行中队长等职。在其辉煌的飞行生涯中，他驾驭过苏制伊尔-18、英制三叉戟等多种型号的飞机。1976年春，他转业至河北省怀来县农机修配厂。1984年岁末，他再度被召回北京，并在北京电子管厂、北京市国税局等机构担任要职。2000年，康先生光荣地离休。退休之后，他依然笔耕不辍，在各类报刊上发表了三十余篇关于“九一三”事件的研究文章。

这段文字，系我从他所著的《真相：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一书的扉页摘录而来。尽管书中未曾提及他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所经历的审查与不公，但对于那个时代的见证者而言，对这些事件的揣摩与想象已不再是难题。

我与老康，广义而言，我们同属空军大家庭的战友；狭义而言，我们更是心灵相通的挚友——对于“九一三”事件，我们均抱有浓厚的兴趣，各自都投入了深入的钻研。大约在2000年左右，我在《中国空军》杂志社供职时，他携带着一叠稿件，特地来到空军大院西门拜访我。在细致审阅后，我向他指出，这是一篇上乘之作，然而由于稿件送审过程中遭遇了诸多困难，我无法将其在杂志上刊登。我鼓励他不要气馁，继续坚持笔耕不辍，并建议他尝试向其他媒体投稿。他的脸上并未流露出丝毫的失望，或许他早已预料到了这样的结果。

不久，电话彼端传来了他的声音。他提到了我的著作《真相：“九一三”事件考证》的问世，并透露自己也正有一部书稿在手，渴望了解如何能够成功出版。我对他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并承诺将协助他寻找合适的出版机构和编辑。在整个与出版社的洽谈过程中，他多次来电，询问有关出版流程的细节，诸如稿件的审阅流程、合同签署的具体步骤、稿酬的支付方式等，我均耐心地一一为他提供了专业的建议。最终，他的著作顺利出版，并收获了广泛的认可与积极的反响。对此，我由衷感到欣慰，并特地向他表达了诚挚的祝贺！

在那个年代，微信尚未盛行，我们维系联系的桥梁主要是电话。不久前，我拿起电话，关切地询问他的健康状况。他的声音低沉，透露出身体的不适，状况并不乐观。我轻声问候了几句，并真诚地劝他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随后，我们互相添加了微信好友。然而，这一次，微信却意外地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君逝，国忧谁？”

昨夜（9月4日），我从税务界的朋友处得知，他曾在去年的新冠疫情中，理应与世长辞，然而，具体的年份和月份尚待确认。唉，在那场新冠疫情的阴影笼罩之下，有多少原本不应离我们而去的人，却不幸离世。老康或许并非一时之选，但在历史的长河中，他无疑是一位不容忽视的见证者。他是一位对文革历史及“九一三”事件研究有着显著贡献的学者。我坚信，无论是否曾与他相识，抑或未曾有幸目睹其风采，每一位朋友都会铭记他的名字，怀念他的形象。他的著作是历史的宝贵篇章，他的观点启迪了无数人的思想，他的经历让人感同身受，他的悲欢离合亦引发了人们深刻的思考。

此人堪称非凡，其离去本不应默默无闻，不留丝毫痕迹。鉴于此，我提笔泼墨，力图撰写一篇纪念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