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1971年谈文革：美国应学习？独特视角引深思

本文收录于《留美华裔学者重访中国观感集》（七十年代杂志社，1974年版）。

我对中国的印象。

——1971年9月21日，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发表的演讲

杨振宁

一、演讲正文

谢谢各位。

有人曾提醒我，今晚的听众将众多。然而，我并未料想到场面会如此拥挤。就在几分钟前，我灵机一动，提议将演讲内容改为物理学主题，以此应对人潮汹涌。（听众笑声）玩笑话到此为止。让我言归正传。此次美国民众对我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恰恰反映出两国人民之间存有真挚的渴望，那就是相互了解与沟通。

在展开论述中国当前情况之前，我先简要阐述此行目的及行程安排。四月中旬，我得知父亲因病重入院治疗的消息，（事实上，他在三月就已一度陷入昏迷，目前仍在上海接受治疗，）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宣布解除长达二十年的中美交流限制。这让我心生一念：何不趁此机会回国探望亲人？同时，也有机会一窥我阔别二十三年的祖国——中国——的现状。

学校依然屹立，不过现名已改为北京第三十一中学，并为我安排了参观一天的行程。

我察觉，今日之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二十六年前我所熟知的那个国度截然不同。这正是我今晚想要报道的主题。在详细阐述这些重大变迁之前，我想先总结一下我所观察到的变化，其中最为关键，也最令国人引以为豪的，便是“精神”的转变。

四个星期的时光，我得以重返阔别二十六年的祖国，这段经历可谓丰富多彩。在此，我期望尽可能详实地记录下我在中国各个方面的所见所闻，以便与大家一同分享我所经历和目睹的点点滴滴。然而，在这样的线性演讲中，要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

对于在座的各位大学生而言，从教育和研究的话题入手，似乎是最为恰当的选择。我之前提及的第三十一中学，坐落于北京市的繁华中心，曾是一所仅限男生就读的寄宿学校。如今，学生人数已增至一千六百名，是原来的四倍之多。我尤为关注，并且与这里的大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教育理念。文化大革命始于1966年中期，并于1970年基本宣告结束。一种全新的革命观念正与教育体系紧密结合。这场革命不仅重塑了政治格局，甚至对国家的其他行政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从第三十一中学以及几所大学的校方和教育革命小组成员那里了解到，在重塑教育体系的过程中，文化大革命提出了三大核心原则：首先，教育应当服务于全体中国人民，而非仅仅培养特权阶层以追求个人私利；其次，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反复强调以新的哲学方法取代陈旧僵化的教育模式；最后，学生不应仅仅成为“蛀书虫”，而应倡导采用富有创造性和实践性的学习方式。对于学习内容的热情投入至关重要。例如，众多小学和中学都与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学生们在工厂进行实习。我曾目睹八年级的学生们在一家汽车厂整理了数公里长的电线，该车厂提出了严格的标准。这些孩子们已经连续工作了三天，对工作充满热情，并发明了多种提高工作效率的扎线新方法。在另一家工厂，学生们利用最原始的工艺制造照相机，他们用实验室的镜头和木板制作，并利用这台相机拍摄了印刷电路板，从而制作出线路板。显而易见，他们展现出了极大的学习热情和兴奋的工作态度。我曾询问他们的课程安排，得知他们在校学习八个月，然后在工厂实习一个月，再在北京周边的农场工作一个月，剩余两个月则是假期。

这些新颖的教学方法，正在中学与大学中同步推广。以清华大学为例，重返这所校园对我而言意义非凡。我的父亲曾在此任教，而我亦在此度过我的青春时光，对校园的每一角落，每一株植物都了如指掌。如今，校园已焕然一新，面积大幅扩展，建筑群也日益增多。这些新增的建筑大多始建于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期。在1966年至1968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所大学曾遭遇一场巨大的动荡。

令人诧异的是，在提及文化大革命的话题时，众人似乎并未感到丝毫紧张，反而显得颇为轻松，甚至对此话题乐此不疲。由此，我也误以为文革已然成为历史。然而，这场运动对清华大学亦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众所周知，红卫兵这一群体便源于此校。回溯至1966年5月29日，一群来自清华大学附中的学生在会议结束后，自称为红卫兵。彼时，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消除那些未遵循毛主席路线行事的高层政治官僚。这种思想与行动迅速席卷全国。到了1966年12月，红卫兵的身影已遍布各地。在清华，他们掌握了学校的行政权，随后形成了两大派系，引发了诸多混乱和争执。一些青年学生甚至占领了校园建筑，甚至发生了械斗，导致学校财产遭受严重破坏。他们向我展示了一处屋顶，那是在红卫兵使用自制武器相互斗殴时被毁，时至今日，仍未得到重建。至1968年初，学生们普遍感到困惑，部分学生离开了学校，而数百名最热衷于这场运动的学子仍坚守在占领的校舍中，他们每日都在进行着激烈的争斗。（笑声）

“有打不还手，有骂不还口。”（译注：杨先生在讲述时，先以中文道来，继以英文阐释。）这股庞大的力量将校园团团围住。学生们率先开枪，导致五名工人壮烈牺牲，七百余人受伤。然而，工人们依旧未曾以武力反击。最终，面对如此庞大的工人队伍，学生们在次日选择了投降。这两派学生的领导如今仍置身于校园之中，其中两位微笑的少年，我曾为他们拍摄过照片，遗憾的是，那照片不幸在附近的一家照相店遗失。我心中颇为不悦，但尚未提出赔偿的要求。（笑声）

我愿以一位曾在四十年代初期就读于我校的同学为例，阐述理论联系实践的重要性。这位同学便是黄昆教授，他在理论固体物理学领域颇有建树，曾与著名物理学家密士·邦（Max Born）共事于英国。如今，黄昆教授已成为北京大学的一名杰出物理学教授。他曾向我透露，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校园附近的半导体工厂从事工作。他坦言，在那里，他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因为在过去，对于他而言，半导体元件仅是纸上的理论。而现在，他得以亲临其制造过程，这对他指导工厂中的学生和工余的工人理解元件原理，无疑具有极大的帮助。

教育领域另一关键议题，便是学校的招生体系。若有人认为美国学校的招生制度具有革命性，那么他们或许应转向中国寻求更为深刻的洞察。我国的教育体系实行十年制，其中前五年为小学教育，后五年则为中学教育。学生通常在七岁左右入学，比美国孩子晚一年，而他们在十七岁左右完成中学学业，随后便被分配至各工厂或农村从事工作。他们同样可以选择加入解放军。起初，我对此感到颇为惊讶，因为这也是大多数人的首选。然而，解放军的接纳人数有限，服役期限为三年，三年后便需让位于新兵，因此能够加入解放军的人寥寥无几。那些未能加入解放军的年轻人，便会在农村或工厂中工作。经过两三年的工作，若被认为具备相应条件，他们将被同公社的社员及行政人员推选，进入大学深造。这种竞争同样激烈，鉴于我国现有七万个公社，若每个公社均能推荐一名学生，那么大学中便将汇聚七万名学子。我曾向大学教授询问相关实施情况，他坦言，目前仍面临诸多困难，因为过去他们未曾处理过此类学生。

经过一番深入探讨，我深刻体会到，以这种选拔方式录取的学生中，绝大多数都怀揣着极其强烈的求知欲望。我同样坚信，他们的智力水平与以往任何传统教育体制下的学生不相上下。鉴于这些学生的知识背景千差万别，这无疑给教学工作带来了诸多挑战。教授们不得不持续修订教材、探索新的教学方法，以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同时始终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首先，中国科学家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心，无论选择建造何种加速器，他们都有信心自主完成；其次，科学家们正积极探讨应建造何种加速器。从他们对我询问有关建造重离子加速器的情况来看，我推测他们可能正在着手这一项目。

患者躺在手术床上，将针刺入身体特定部位，针头深入约两公分，针尾连接电极，另一电极置于患者背部，然后连接电池驱动的脉冲波发生器。该机器产生锯齿形脉冲电流，电压在12至15伏特之间，频率约为每分钟100至150周波。我还观察到患者的脚趾也在以相同频率颤动。（笑声）

“因为我们已经为四十万名患者成功实施了手术。”（掌声和笑声）

（一）对于医者与护士们来说，针灸的学习相较于常规麻醉技巧更为简便。掌握了几种基本的针灸穴位后，后续的学习过程便显得尤为轻松。

（二）术后，患者成功拔除针头，并未对病患产生任何不良影响。

（三）统计表明，病人可快速康复。

据我所知，卫生部已将针刺麻醉的理论研究列为明年的一大研究课题。紧随其后的是节育议题，鉴于我国人口基数庞大，研究节育技术成为了亟待解决的课题之一。节育工具在我国民众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我国的医生指导民众使用避孕药，除了那种需连续服用二十二天才生效的药物外，还有每月仅需服用一次的品种。当生物化学研究所的同事们询问我关于国外是否有更新的避孕技术时，我遗憾地表示未能提供更先进的方案。（笑声）在医学的某些前沿领域，今日的中国已明显超越了其他国家，其中之一便是堕胎技术的进步。例如，外国普遍采用的真空吸宫术，便是首先在上海得到应用。我在上海的一家妇科医院中询问一位护士，他们面临哪些挑战。她告诉我，他们主要处理的是堕胎手术。尽管如此，他们仍在积极探索新的技术，对此他们满怀信心。即便是在怀孕六个月的情况下，妇女在必要时也能安全进行堕胎手术。当我询问成功率时，她沉思片刻后回答，至今尚无一位母亲在手术过程中遭遇严重困难。

若有人不幸断手，只需将断肢妥善保存于冰箱中，在24小时内进行手术，只要确保位置准确、动脉接驳正确，患者的手臂便能恢复如初。

我曾探访过大寨，想必各位都有所耳闻，它是山西省一处典型的乡村。此外，我还访问过位于北京北郊二十里地的一座五七干校，那是一个规模较小的农场。那里的居民主要从事农产品的种植，并在冬季农闲时节搭建房屋。一句流传甚广的口号是：“自力更生”。举例来说，那里的所有房屋都是由该校成员亲手建造的。在那里的学习者中，有银行职员、教师、北京卫生部的职员等。他们轮流在该地居住，时间从一个月到两个月，甚至半年不等。他们告诉我，自从在此工作以来，才真正体会到农业劳作的艰辛。庄稼生长期间，他们要面对昆虫和自然灾害的双重威胁。因此，每当收获时节，他们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们还熟练地向我列举了一系列数字，包括他们本社、郊社、全国乃至全球近年来的亩产量，仿佛这些数字是他们在讨论股市行情一般。

大寨的故事，早已深入人心。它坐落在山西最为干旱的土地之上。自古至今，这里屡遭水患、旱灾等自然灾害的侵袭，居民们的生活常常充满艰辛。我犹记得，在二十年代的那个夏天，我还是个孩童，便听闻了山西那场可怕的大旱灾，据估算，当时竟有五百万人因此丧生。而今之中国，已不复有河流泛滥之虞。在这个村落，居民们已弃窑洞而住石屋或砖屋。他们自豪地向我展示，如何利用原始而高效的电动吊车将石块运送至山顶。更令人钦佩的是，在这仅有四百二十人的小村中，他们的农田亩产量竟然是附近村落的两倍。当我询问他们成功的秘诀时，他们坦言，这一切都得益于毛主席思想的正确指引，正是它，指引他们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我国当前的生活水平虽然普遍不高，然而，人们的生活水准至少在粮食供应上并未感到短缺。这一现象在农村与城市皆然。无论是大米和白面，还是蔬菜与水果，都是十分丰富的。我在北京、上海、合肥等地的街头漫步时，见证了这一景象。价格方面同样十分亲民。我也留心观察过学生、工人和农民的饮食。我曾与大学生们共进餐，在上海，我还曾在一所柴油机厂与工人们同食，那里的膳食质量甚至让我觉得比我们学校的食堂还要出色。（笑声与掌声）

我后来方才明白那些美食之所以令人回味无穷的真正原因。实际上，在中国，诸多方面正朝着这一核心要义迈进——那就是，如今全国上下，每个人在行事时都以“为人民服务”作为最根本的准则。若厨师烹制的菜肴不尽如人意，便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难免会受到民众的指责。（笑声）因此，他们必须全力以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我国，棉布的供应尚显不足，而人造纤维则相对充裕。因此，棉布的供应采取限量分配。尽管短缺现象并不严重，但消费者仍需持有布证方可购买。在我国的许多地区，尤其是在七八月份，我观察到男性普遍穿着白色衬衫搭配深色裤子，而众多女性则身着白色衬衫，搭配长裤或裙子。在上海，大约有百分之三十的女性选择穿裙子，其中约百分之三十的裙子带有图案或颜色。西方人常常以“单调”来形容中国人的着装风格，这或许是因为他们观察到的中国人着装相对单一。然而，我认为这种“单调”在夏季或许并不那么明显，而在冬季，色彩可能会更为深沉。届时，人们会穿上蓝色或灰色的厚实棉衣。

谈及居住问题，相较于欧美及日本，这无疑是我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在我国，普通住宅的空间相对有限。在大寨，我曾参观过一些民居，大多分为两间宽敞的房间，一间用于烹饪与用餐，另一间则兼作客厅与卧室，布置得既整洁又适宜，且无不透露出简朴之美。居民们普遍反映，在住房供应方面，缺口尚存。然而，我深刻感受到，我国政府和绝大多数人民已经达成共识，即这些难题将留待我国工业水平更加发达之时予以解决。

令人骄傲的另一成就，便是我国在农产品领域现已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自给自足。实际上，我国亦出口粮食。诚然，我国曾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进口小麦，此乃事实，但这一切皆因我国出口大量稻米以换取外汇。我国政府和农民对粮食产量的迅速增长充满信心。在与众多农民交流并探讨耕作技艺时，他们向我展示着各种不同的土地作物，每一品种都精心贴上了分类标签，以此探究何种植物更适合何种土壤。这情景令我深感触动。我将他们的锐利洞察力与二十六年前的农民相比，发现前者的思想与精神之转变可谓翻天覆地。

今日，我国工业生产总量尚不及美国。在与周恩来总理的交谈中，我了解到，1970年我国的工业生产总值约为900亿美元，而我国人口是美国的三倍半。他们向我强调，在过去十二年——即整个六十年代——我国工业的进步并不显著。然而，值得骄傲的是，自六十年代起，我国已能迅速实现许多原本依赖进口的工业制品的自给自足。他们提及，这也要归功于赫鲁晓夫（笑声）。在六十年代，我国工业实现了生产各类不同种类和精细制成品的成就。基于此，我坚信我国能够制造出任何类型的加速器。

或许，我应当提及那本小红书。（笑声）显而易见，小红书如今已不再作为装饰品被公开展示。实际上，我唯一见到有人当众携带小红书的情形，便是在每场戏剧落幕之后，全体演员从幕后走出，向观众致意并道别时，他们手中紧握的正是这本小红书。在我赴中国之前，曾阅读过此书，我相信，若各位也曾翻阅，定会与我产生相同的感受——书中内容看似简单，实则平凡。然而，在中国生活了四个星期之后，我才恍然大悟，原先的判断全然错误。原来，书中看似普通的语句，对于中国人而言，却蕴含着深远的意义。在今日的中国，无论是国家政策、学校教育，还是个人行为，无不受到这本书的指引。难怪，中国人民将毛泽东主席誉为指引航船方向的舵手。

以一个实例为证，我曾多次提及“为人民服务”已深深融入了全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此语不仅在社交媒体如小红书上频繁出现，亦广泛地遍布于我国的诸多角落。例如，在首都北京的长安街上，就有一个名为中南海的地方，据新闻报道，毛主席曾居住在那片区域内的一座被围墙环绕的宅邸中。中南海的入口处立有一道高大的红色墙垣，犹如一道宏伟的门帘，这便是北京建筑的独特风情。在这道满载红色的墙面上，醒目地镌刻着毛主席亲笔书写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来到中国不久，我便深刻感受到了这句话所蕴含的深远意义。因为它不仅成为了同事们日常交谈的焦点，更是他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座右铭，无论是身处公共场所还是私下行事，都以这一理念来审视并评判自身与他人的生活与工作。

为什么这种看法不正确？我并非社会学或历史学研究者，也不是政治学者，所以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但可能的原因之一是，现在的中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充分考虑了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文化传承了数千年的传统，这些传统并未消失，而是依然存在。我认为——这或许只是我个人的理解——中国的领导者懂得如何引导人民的力量和活动，以实现人民的幸福。

且让我再列举两个实例。人们亦将那书法笔触优美的《小红书》中的其他句子镌刻于墙面之上，其中一句便是：“我国理应向世界贡献更多”。漫步于医院、校园或各类研究机构，此句标语随处可见。

一是日本的军事力量，二是美国对日本的支援政策。

我有幸受邀，亦心驰神往，欲一睹两部日本电影的魅力。一部描绘了1905年日俄大海战的恢宏画卷，另一部则聚焦于二战期间日美海军的激烈交锋。两部影片中均有诸多场景鲜明地展现了：在日本，有一股强烈的热情倾注于海军建设。这或许是一种自然趋势，然而，令我愕然的是，在其中一部影片中，一位日本将军直言：“满洲（亦即中国东北三省）乃日本的生命线。”此言未经任何删改，原封不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幸无类似之德国影片——今日若德国人未加任何注释地宣称：“捷克属于德国”，其所蕴含的含义亦如出一辙。中国民众对于此类话题尤为敏感，我衷心希望各国领导人能够对此保持谨慎，妥善处理。

“In pursuit of noble aspirations, we are ready to sacrifice. We dare to transform the heavens and earth, creating a new world, where stars, moon, and sun shall be reordered.” 感谢大家的聆听！（热烈的掌声）

此图捕捉了杨振宁在1970年代于纽约大学石溪分校工作期间的情景，展示的是该校中文校刊《石溪通讯》的封面，该刊物曾介绍杨振宁在美国华人学界引起轰动的演讲。

二、杨振宁介绍其在中国拍摄的幻灯片

△清晨六点，北京郊区的某条街道上，男女骑手络绎不绝，纷纷骑着自行车赶往工作岗位。据我所知，北京全市共有自行车约一百五十万辆。

△那是我家乡合肥街头的一个隅角。那里，中世纪的风情浓郁，遍布着众多的小店。

这里便是北京第三十一中学，我曾在其中的第八班教室里度过我的学生时光。

女学生在用校办刨床。

△此刻，学生们正沉浸在英文课堂之中。我国始终坚持，任何行为与任何读物均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色彩，故而，他们的教材中收录了众多具有政治性的文章。

这，便是那家我曾提及的位于合肥的纺纱厂，其内汇聚了一万二千名工人。记忆犹新，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全市尚且没有电力供应。

△漫步于北京的繁华街头，左侧矗立着庄严的人民大会堂。这里汇聚了来自各个地区、不同职业的代表，他们在此召开人民代表大会。这座宏伟的建筑可容纳一万名代表，见证着国家民主政治的蓬勃发展。

△上海黄浦江一景。

在北京，一群孩童正用胶水捕捉知了。我好奇地询问他们如何处置这些蝉，然而他们却未能给出答案。（笑声）

这间位于北京的回教食品店，虽处在北京已无回教庙宇的当下，仍有人坚持着回教的斋戒传统。

“给我拍一张！”“也给我拍一张。”（伴随着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