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乃器在“反右”运动中的遭遇

来源：摘自《章乃器传》（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1年1月版，详见图示）

转自：《书摘》2011年5月

作者：邓加荣 田 羽

二十五年后，人们对此有了更深的认识。然而，回溯至1957年的夏日，正如《决议》所准确指出：“是年，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引导群众对党提出批评与建议，这是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常规步骤。然而，在整风期间，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趁机鼓噪所谓的‘大鸣大放’，对党和新兴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无理攻击，企图取而代之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对此进行坚决的反击，无疑是正确且必要的。但遗憾的是，反右派斗争被过度扩大，导致众多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被错误地贴上‘右派分子’的标签，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章乃器不幸成为了这一“不幸的后果”中的悲剧人物，更被冠以“右派先祖”的称号。

“右派的根源在于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他们的发源地都是北京。”“有些人顽固不化，那就让他们带着固执走完一生。”

▲从左至右：章伯钧、沈钧儒、罗隆基。

在审查过程中，他仅坦承持有个人英雄主义倾向，并声称在解放前，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对他起到了积极作用，“那时我正处于社会主义理念与资本主义现实环境的冲突之中。得益于党的领导，以及我那坚守初衷、不随波逐流的个人英雄主义，我才得以摆脱困境，投身革命。”他否认自己的理论观点存在错误，也坚决否认自己持有反党或反社会主义的思想。

他情绪激昂，话语中蕴含着强烈的悲愤：“八年来，我的言论与行动与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截然不同。”“我章乃器即便化为灰烬，也无法寻觅到‘反党’的痕迹。”

遗憾的是，同样的言论，在6月25日的同一夜晚，竟然又成为了大右派分子罗隆基在两个不同批斗会上的批判对象。（一次是在国务院的会议之上，另一次则是在民盟的集会之中。）不谋而合。因此这一行为无疑加剧了其罪行的严重性，于是有人开始怀疑他是否参与了章罗联盟。他们紧追不舍，质问他在全聚德餐会上究竟密谋了何种反党阴谋，以及他们订立了何种污秽的誓约。章乃器笑答。“在我的一生中，仅四次踏入全聚德的门槛，那四次均是在接待外宾进行外事交流的场合，其中并未涉及章伯钧与罗隆基的参与。”

“他的提议，其根本目的依旧是为了尽早铲除资产阶级，摆脱资产阶级的标签。因此，我们无法断言他意图背离社会主义，而只能认为他是在急于推进社会主义，忽视了条件是否成熟就急于摘除帽子的问题。”“在追溯思想根源时，采用推论方法亦应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力求做到全面深入；绝不能仅凭片面之词或一点线索进行推断，更不能由此推导出极端的观点。”

王造时、史良、章乃器、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邹韬奋。

6月16日，他出席了《光明日报》社紧急召开的社务会议，并在会上为受到批评的社长章伯钧与总编辑储安平进行辩护。

为何他要投身于新闻机构的那场反右运动？事实上，《光明日报》乃是在1949年5月9日由民盟创立的一份报纸，它是由……民盟副主席章伯钧担任社长一职，民盟成员胡愈之出任总编辑，萨空了则担纲秘书长之任。1957年4月19日，中央统战部特地邀请了各民主党派的主要负责人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商讨，最终决定由各民主党派携手，独立自主地共同创办《光明日报》。此举中，九个民主党派分别选派了一位负责人，共同组成了社务委员会。在众多委员中，章乃器代表民建会加入了社委会。经过社务委员们的共同推选，九三学社的储安平被任命为总编辑。

在鸣放期间，《光明日报》不幸犯了方向性的失误，《人民日报》曾专门发表社论，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社论中指出：“上海《文汇报》与北京《光明日报》在近期内虽发表了众多优秀报道与文章，然而，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立场却在一时之间转向了资产阶级。”而该报的总编辑储安平，在统战部举办的座谈会上发表了“党天下”的言论，因此被定性为大右派，在报社内外遭受了严厉的批判。至于社长章伯钧，则无需多言，他已被视为此次右派猖獗进攻的总后台，是章罗联盟的幕后主使。

“此事应当十分慎重。”然而，他的这一举动无疑是引火烧身，招致了更为严重的后果。

6月18日，《光明日报》刊发了民建中常委就章乃器在报社委会上的发言所表达的“绝不同意”立场，并致信该报，信中明确指出：“章乃器的言论无法体现本组织的立场。”紧随其后，民建会亦迅速作出决议，剥夺了他光明日报社委会委员的职务。至6月19日，即他发言后的第四日，民建会再次宣布，撤销他在民建会及工商联内的一切职务，并联合发布了一份声明，呼吁《全国工商业者团结一致，立刻开展对章乃器的反社会主义活动，坚决予以抵制》。

▲章乃器（右）

“那可是位投降的将军。”这不过是一句玩笑，却被人曲解为章乃器坚持反动立场，顽固不化，甚至讽刺挖苦已彻底检查交代、向人民低头认罪的章伯钧。

翌日，《人民日报》上便涌现出揭露性文章，对章乃器的反动立场进行了严厉抨击。文章指出，章邯此举系向农民起义军屈服，彰显了他对大义的认识和对历史潮流的洞察。章乃器本人不仅未转变立场向人民屈服，反而对那些即将向人民立场投降的人进行挖苦和讽刺。此外，一位漫画家还创作了一幅漫画，题为“宗兄宗弟”，巧妙地讽刺了陷入绝境的章氏兄弟，他们仍在试图攀附同宗，以古讽今，进行一番调侃。

此后，章乃器便成为了那些顽固不化、宛如花岗岩般坚硬，誓要至死不屈者的代名词。“投降将军”这一称呼亦成了特定的代称，在各种会议上，人们纷纷提出警告，敦促那些顽固分子迅速转变为“投降将军”，向人民俯首认错，放下武器，屈服投降。

章乃器与宋庆龄

“请你劝说他一番，他才华横溢，能力出众，应速速检查并承认错误。若继续对抗，对他而言实乃不利之举。”

6月20日，民建会中央两位处长受命造访章乃器宅邸，旨在促其尽快进行自我反省，承认过错。然而，章乃器依旧以坚定不移的意志回应道：“目前要求我进行反省，实属不可能。我唯有坚持批判！”两位处长进而言道：“毛主席的文章已然发表，你能否依据其精神进行自我审查？”章乃器态度坚决地表示：“我认为，我的言论并未违背那六项标准。”

在粮食部领导人会议上，他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心声：“我对党充满热爱，对祖国满怀深情，同样珍视我个性中那些可贵的品质——富贵不能使我沉沦，贫贱不能让我动摇，威武更不能令我屈服。”面对部党组一位主要负责人的要求，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检查，坚定地表示：“真理，必须与我的思想相契合。”

章乃器1937年6月23日狱中笔迹

6月26日，他于中南海怀仁堂内主持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提交了一份书面自我检查，表示：“我个人的确存在英雄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倾向，然而，我绝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意图。”“有人坚信，‘众口铄金’，‘曾参杀人’若是被重复三遍，即便是慈母也难免动摇。但在我看来，这些都已成为过往之事。在今日，我坚信真金不惧火炼，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必然能够辨明是非曲直。”

他在检查时坚定地表示：“我始终坚决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个人的志向和决心，是每个人内心自主选择的结果。难道可以想象，在那些充满黑暗和敌人不断施压的岁月里，那些坚守信念、不愿背叛共产主义的人，如今反而会背叛党？难道可以设想，那些在资本主义泥潭中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人，在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如此伟大胜利的今天，竟然会反对社会主义？”

他坦诚地表示：“我心安理得，生活轻松愉快。”

无论是部长还是人大代表，这都是人民赋予我的荣誉。我带着责任感去承担，从未将其视为个人权利。至于争权夺利的勾当，我一向予以回避。”

他偶尔也会以幽默的口吻言道：“我并非刻意追求成为左翼，但为了革命的大业，也绝不惧怕他人将我冠以右翼的标签。”

当然，他亦非无情之人。在6月25日，国务院举行了一次全体会议，旨在讨论周恩来总理即将在人大一届会议上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其中涉及到对章乃器的批评。在那一刻，他情绪激动地起身，声音颤抖地说：“我想对周总理说几句话。您是总理，我则是协助您工作的国务院干部。在以往的工作中，我们共同面对困难。而现在，我遇到了问题。作为总理，您批评了与我共事九年的干部，仅凭他所说的寥寥数语，便判定他反对社会主义。这样的结论，是否经过深思熟虑？”

章乃器任粮食部部长

偶尔，他亦难以抑制胸中积聚的哀伤与愤懑。迈入1957年岁末，自12月19日至21日，民建中央、工商联与粮食部联合举办的针对章乃器的斗争大会召开。起初的三日，他尚能淡然自若，手持烟斗，任由台上台下如炮火般密集的指责袭来。时而端坐聆听，时而闭目静思。然而，当有人无视事实，对他进行不实的反击时，他终于按捺不住，猛然起身，大步走向那人，厉声斥责道：“你良心何在！”

“我绝不能颠倒黑白来对待他人，更不能对自己的是非观念予以抹杀。”

面对这类顽石般的敌人，毛主席最终只得下达撤退的命令：“时下，某些右派分子顽固至极，罗隆基、章乃器之流便是如此。我仍希望劝导他们。即便多次劝说，他们依然冥顽不灵，你又怎能日复一日地与他们会议不休！对于那些铁石心肠、永不悔改的顽固分子，也就不必强求了。”

既然他执意顽抗到底，那么相应的处理措施只能更加严厉。因此，决定于1月26日公开发布，正式免去章乃器在民建会和工商联的副主任委员职位，同时行政上也拟撤销他担任的粮食部长职务。

“你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我党是允许保留个人思想的。”

“你真是个乐观主义者！”在告别西华厅前，章乃器再次向总理表达自己的决心：“我永远忠于党，誓要让那些诽谤之词彻底消失，绝不成为既让亲者痛、又让仇者快的愚蠢之人！”

1月29日午后，国务院在其第69次全体会议上，作出决议，正式免去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三位部长的职务。

1月31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决定免去章乃器担任的粮食部部长职务。与此同时，他的全国政协常委及人大代表资格亦被剥夺，仅保留了政协委员的职位。

在这场肆虐的狂风暴雨般的政治风波中，章乃器不仅自身承受了巨大的灾难，他的家庭也未能幸免。他的妻子杨美真、大哥章培以及女婿尹宬相继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在政治压力的重负和他人挑拨离间之下，杨美真仿效《玩偶之家》中的娜拉，毅然决然地离家出走。

▲1950年代章乃器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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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在“反右运动”的风潮中，章乃器被划为“右派”。此后，他被迫离开位于北京朝阳门外的舒适公寓，迁至东郊呼家楼的一处普通民宅。在那里，他日复一日地居住在一间不足12平方米的狭小空间内。这间小屋的门常常敞开，以便接受来自各方的严密监督。

在那个动荡的“文革”岁月，一群身携公文包的壮汉闯入简陋的小屋，声色俱厉地宣称：“你在安徽与张劲夫有过交往，张劲夫已被定性为叛徒，现需你撰写一份证明材料。”话音刚落，他们便将一叠纸张重重地摔在章乃器面前。

章乃器以冷淡的口吻回应道：“我并不知晓张劲夫是否为叛徒，因此无从着手落笔。”

来人恐吓道：“不写，罪更重！”

章乃器曾言：“归根结底，我依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若不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便丧失了身为公民的基本资格。”

来人斥责：“太放肆了！”

章乃器猛地夺过那张要求他撰写材料的纸张，将其撕得粉碎，语气坚定且正义地说道：“我绝不允许歪曲历史！”

1975年四月，章乃器同志卸下了右派的身份，陈云同志亲切地与他进行了交谈，传达了中共中央对他深切的关怀，并计划为他提供适宜的职位。遗憾的是，他的健康状况已不允许他继续为民众服务。1977年5月13日，章乃器同志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享年八十载。

1980年6月，章乃器终于迎来了平反的曙光。紧接着，在1982年5月13日这一特殊的日子，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国民主建国会以及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共同为章乃器举行了隆重的骨灰移放仪式，将其骨灰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一室。